經濟起飛的年代，成群的少女漂往城市，成了生產線上的小螺絲釘，工廠包吃包住成了她們得棲住所：「那一道滷肉，裡面其實沒什麼瘦肉，一夾上來，其實是看起來像肉的豆輪。」主菜是滷豆輪偶爾雜夾小肉末，其他2道青菜，不是低價苦瓜就是茄子，再不然就是地瓜葉或長豆。
因為是紡織廠，工作環境多棉絮，所以湯是豬血湯：「大家都說豬血湯清肺…像我們工廠對面的成衣廠，布料上有甲醛，他們的餐就常會配牛奶，說是可以解毒。」
勞基法還沒問世，她們早上8點工作到晚上6點，休息半小時，再加班到晚上9點半。顧德莎剛上台北就遇上了出貨旺季，一連3個月沒放假，聽到連中秋節也要加班，她站在廠長面前，說想家，說著說著就哭了。廠長心軟，那年的中秋全廠放假。
「他真的是一個好人，後來自殺了。」產業蕭條，照顧勞工的廠長挨不住大環境的逼迫，最後以死了結。這是發生在顧德莎生命裡的真實事件，也是她小說裡的一則故事。她把過去經濟快速竄起年代的記憶，一塊一塊拼湊回來，集結出版了小說《驟雨之島》。
小說裡不見經濟發展的喜悅，全是被浪潮甩開，打落在地的小人物。這也是她的寫照：「我以前總以為，認真工作就會有好的回報，但那個年代，就算你再認真，做得再辛苦，也不見得能有好結果…經濟成長的美好那一面，全屬於那些可以飛來飛去、任意遷廠的老闆們。」她21歲嫁給了同廠的管理幹部，婚後有一子一女，28歲那年，丈夫創業開代工廠，創業前幾年看似「錢」途似錦，但已是強弩之未，紡織業的跨國資本已逐步往中國轉移，前夫的工廠苦撐15年，最後破產倒閉，連婚姻也賠上了。
她說，前夫其實也是個好人，初次約會，他見一名老婦扛著重物要過馬路，二話不說便上前幫忙抬東西：「你說我是不是很傻？竟然因為這樣而喜歡一個人。」好人不見得可以是一個好丈夫，在激昂的起飛年代，當一個好人也許還是一個悲劇。前夫工廠經營不善，到中國求發展，卻有了外遇，最後離婚。
彼時，2個小孩念國中和小學，「我晚上睡覺時跟他們講，他們的父親外遇了，小孩馬上把頭轉過去，他們無法承受這些，我也決定再也不講，不講久了，那個怨也就淡了，我現在是這麼想的，也許下一個人是比較適合他的。」她扛下前夫欠下數百萬的債，離婚後還要獨力養2個孩子。她說那個年代的女人都是「被動」捲入這個經濟狂潮，男人要創業，失敗的苦果卻由女人承擔。
出生於嘉義的顧德莎，排行老二，顧德莎3個姊妹是母親和第一任丈夫所生，生父因病過世，母親再嫁一名外省軍人，又生了2女1男。妹妹顧玉玲、顧玉珍都是知名的社運人士。
顧德莎從不以繼父稱之：「父親真的是對我們非常公平、非常好…本來在軍中當到中校，為了家庭不願隨軍隊移防，轉職到學校教書，為了體諒母親，在那個年代還買了全眷村第一台洗衣機，鄰居媽媽常來家裡排隊洗衣服。」相較於父親的溫暖體貼，母親沉迷賭博，把父親省吃儉用的家產全賭光了，還四處跟鄰居借錢。「念國中時，同學都會跟我說：回去叫妳媽不要再賭了。」她曾這樣形容父母：「（父親的）教師職業是我右肩膀上的金徽章，母親的賭徒身分是左肩上的一片黑墨汁。」
有時，媽媽賭得太晚，顧德莎還得和大姊走過一段漆黑、有野狗的路去叫媽媽回家，若是贏錢，姊妹們就鬆一口氣；若是輸錢，媽媽會一路發脾氣。母女脾氣都硬，媽媽會為了小事打她：「我若覺得自己沒錯，我會站在那邊讓她打，她一看又更氣，打得更厲害了。」最嚴重還曾被打到昏倒。
2008年開始，顧德莎歷經3次癌症手術，加上寫作的關係，她開始用寬容的眼光理解他人：「我爸以前常跟我說，其實妳媽是個好人，我和妹妹們聽了都替爸爸抱不平，你說那什麼話嘛！」她不懂，何以童年在校老師都稱讚她，回到家母親對她卻百般挑剔：「後來有點明白，我不是爸爸親生的，媽媽怕他不喜歡我，所以要我做到最好，沒有缺點。」
她50多歲開始，才開始理解母親：「我是後來才學台語，我們在家都跟爸爸說國語，大家有說有笑，然後媽媽就會很生氣大聲叫我們…其實，她一直被孤立，我們都沒發現。」她也想起母親在賭桌上，別人是見好就收，媽媽是贏了錢不好意思走，輸了錢又捨不得那些錢，更不能走。一個好人不可能是一個好賭徒。
她說一輩子不想成為像母親那樣的女人，但最後發現，她和母親都是被時代拋開的失敗者：「我媽是在賭桌上賭，我賭的是自己的人生，人生每個決定都是賭，只是我看不到後面的那個對價關係，所以總是賭錯。」她說，自己不算輸，經濟上一場空，從早年的工廠職員到協助前夫營運工廠，顧德莎邊做邊學，學了一身財務專長，之後靠此養活一雙兒女。
說起那一桌工廠菜：「我離家前，不吃苦瓜，不吃茄子，地瓜葉南部人是拿去餵豬的，也不吃，工廠待久了，每天吃，現在也習慣了。」食物如人生，即便賤菜難入口，久了也就習慣，還是滋養身體的聖品。如果生意沒失敗，婚也許不會離，「可能我一輩子都在幫先生張羅生意，不可能有機會提筆寫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