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時代，因喜歡杜斯妥也夫斯基和三島由紀夫的作品，久坂部一度想成為純文學作家。40歲以後，了解自己的強項在於熟悉的醫療，也讀了日本其他作家的作品，開始懂得欣賞通俗小說的娛樂性。寫著寫著，不知不覺地步入老境，「久坂部醫生的書，可以當作醫療教材閱讀」，一名讀者在讀了《老亂》（2016年）後，發表感言。
《老亂》是他61歲時的作品，以失智作為主題，手法嶄新，顛覆一般小說著重醫療者、照護者和家屬的觀點，將話語權賦予78歳失智男主角，讓其透過獨白和日記表達心情。例如「腦袋瓜一片空白，很悶。午餐吃了什麼，一點也想不起來」、「走路好可怕呀。腳沒辦法向前抬，紙尿布濕了也沒感覺。真沒想到自己會變成這樣，真是個廢人呀，就會給人添麻煩，老讓人照顧真對不起呀」……。
除了表現對患者心理的高度理解，更透過醫療者的視點，精確地描寫路易氏體失智症（DLB，Dementia with Lewy bodies）患者，3年來從開始有幻覺直到確診的細微變化。「家屬們千萬別期待失智可以治癒，無論失智者把糞便塗在牆上，有多少無厘頭的行為，都全盤接受。否則只會愈來愈痛苦。」透過醫療者的講話，作者陳述了自己的想法。身為居家訪問醫生，久坂部接觸過不下300名失智長者。
無效醫療的辯證
獲獎作品《惡醫》也是。除了醫病關係，對患者執著的無效治療著墨甚多。
52歲的末期胃癌患者小仲辰郎和35歲的外科醫生森川良生。小仲一心求活，雖被主治大夫森川告知無藥可醫，依然執意找其他醫生治療，拼命找尋解藥；森川秉著專業與良知規勸小仲善用餘生，「與其選擇痛苦無效的治療，不如把時間用來做喜歡和有意義的事」，但未被接受。
小仲受盡折磨後仍難逃一死。臨終前，終於領悟森川的告知與勸說皆出自良醫的良知。終能帶著平靜的心情，坦然地面對死亡。
「在日本，什麼時候該中止無效治療，患者、家屬和醫療機構莫衷一是，」久坂部透露。「毫無意義地延長生命的治療，徒然加重患者身心的痛苦，浪費醫療資源。」
日本對無效醫療基的判定是基於以下3種情況：營養維生透過人工方式攝取、為無效的腎功能洗腎，以及腦死。患者本身有權利向醫療機構提出中止治療。
高齡化社會為日本財政帶來負擔，能從數字獲悉。日本財務部的資料顯示，2017年度日本的醫療費達43兆日圓（台幣11兆元）。過去10年，國民醫療費以平均2.4％的速度增加，其中1.1％與高齡化有關。
事實上，不贊成無效醫療者也佔多數。2017年，日本厚生勞動省（衛福部）針對癌症末期患者做「人生末期醫療的意識調查」結果顯示，願意用鼻胃管攝取營養者僅9.8％，反對者64.0％；願意用胃造廔者6.0％，反對者71.2％；願意用人工呼吸器者8.1％，不希望者65.2％。
尊重患者的意志，原是醫療的最高準則。但實情是，在日本家屬的意見佔上風。影響所及，醫療機構也一面倒。由於沒有法律上的擔保，為避免事後家屬訴諸法律，醫院通常選擇延續無效治療。
活得好比活得長重要
「在現實中，這個問題始終無法獲得共識，更別說尊嚴死和安樂死了，」久坂部感嘆道。他認為，醫療愈進步，新的糾紛、矛盾和不合理也隨著出現，「因為主體是人，所以還有許多問題可以挖掘。」
財政負擔沈重，還有其他原因，例如患者與醫院的需求。醫院為能繼續經營，需要政府補助，為此，有些醫院明知患者已病無藥可醫或根本無需醫治，仍會替患者動手術或開處方籤。另一方面，患者明知無望仍然掙扎求生，經常要求醫院替他們做無謂的治療。
《惡醫》中的小仲就是一例。他雖孑然一身，沒有家屬介入的干擾，但不願正視醫療的侷限，無法看透生命的本質，平白受了許多罪後，才選擇在安寧病房尊嚴死。
尊嚴死和安樂死不一樣。尊嚴死是罹病後自己決定中止無效醫療或任其自然地死亡，接近台灣「病人自主權利法案」（2019年）立法的精神。安樂死則借助他人之手結束生命。2003年，日本尊嚴死協會擬定「尊嚴死之法律案要綱」，向勞動省請願立法。目前為止，和安樂死一樣都尚未立法。
國家財政負擔的問題牽動日本各界。5年前，作家垣谷美雨想出一個奇案，寫了本諷刺小說《70歲死亡法案，通過》（70歳死亡法案、可決）。幻想日本通過法案，規定過了70歲生日的人必須在30天內死去。「為了國家，請去死吧」是小說的副題。
姑且不論垣谷美雨的構想衝擊力有多大，至少醫生作家久坂部早已徹悟死亡如影隨行。畢竟在醫療現場經歷了過多的生死無常，周遭醫學院時期的醫生同學們，已有數人或因生病或因自殺身亡。面對死亡需要練習，卸下對死亡的恐懼，唯有分秒紮實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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