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熟知的《貪污治罪條例》，係源自於動員戡亂時期的舊產物，看似重懲貪污犯罪，其實諸多條文及司法實務的解釋，常造成「罰得重卻罰不到」的窘況。例如立委看似權限很大，但在法案決定上，立法院是合議制，由多數立委按多數決組成，並非一個人說了算，這與行政決定或司法判決均有決定者不同。況且一個法案從提案到最後通過，要經過許多人參與的各個步驟，很難確切證明某個立委可以「操縱全局」而定案。例如立委收錢代辦一場公聽會後，要與最後的法案結論有「相當因果關係」，其實頗有難度。過去發生過「中藥商行賄立委案」及「牙醫師公會行賄立委案」，纏訟多年，卻鮮少有涉案立委被定罪，即為著例。
其次，《貪污治罪條例》內規定的收賄，有「違背職務之行為」與「職務上之行為」的區別，前者惡性較重，故處罰也不手軟（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可是很多公務員收賄案件，業者送錢去只是要求「多多關照」，既沒有明指要關照哪個案件，也沒說怎麼關照（不要查太凶，還是執照快點過？），這算是公務員違背或不違背職務？回到立委部分，法律內容該怎麼修，常常沒有固定答案，強烈主張某種看法算是違背或不違背職務？也難以認定。又如「職務行為」究竟是採法定職務權限或實質影響力？也是爭議不斷，司法往往因模糊不清的定義及嚴格認定背上黑鍋。
公務員享有人民所沒有之公權力，執法需客觀公正才能受人民信賴，故要求其清廉、謹守分際絕不為過。我們應擺脫現行《貪污治罪條例》的狹隘窠臼，參照《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及先進國家的例子，對於像立委這種有「影響力」的人士，增訂「影響力交易罪」，只要其運用影響力喬事情而獲取非法利益即可成罪。另外，公務員收錢與職務行為間不一定要嚴格認定有「對價關係」才成罪，只要有關連性（送錢給公務員，但只模糊地要求「多多關照」）即構成接受「不法餽贈」而成罪等，方能改善我國現行法對貪污犯罪「罰得重卻罰不到」的困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