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為什麼會想做《大家來談拚教養》Podcast 節目？
我在2019年出版了《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這本書時，就定位是可以直接面對公眾、發揮一些公共效應；我自己也滿常聽Podcast，也想到也許對很多人來說，現在知識的管道不只是文字為主了，可能要透過很多媒介，聲音就是其中一種，於是就決定開這個節目。
有一位不到30歲的男性讀者這樣告訴我：「我看完書後好想生小孩，因為裡面有各式各樣的教養，滿滿的，都是愛。」愛給我們力量，不過，愛並不容易，有時候也會傷人。
我們會想像教養像木匠，父母只要把藍圖打造起來，孩子就可以長成那樣。可是很多時候都不是這樣的，教養常會有一些非預期的後果。這個結論並不是要讓父母更加焦慮，而是提醒我們，比起木匠，也許你更適合當一個園丁；你只需要對孩子做基本的照顧，該施肥時施肥、該澆水時澆水，颱風來的時候記得收進來。植物或孩子成長過程中有太多不確定性，父母的工作並不是去降低那些不確定性，而是陪伴孩子去面對這些不確定性。
另外我覺得小孩也要為自己的人生負責。你要認知到，你不是你父母的成品，你是獨立的植物；你長成什麼樣子，是你跟大自然互動的結果，父母只是其中的一個角色。
《大家來談拚教養》Podcast的內容部分是跟書相關的，但也有很多部分像是書的延伸。一些在書上沒有辦法提到的議題，例如單親、同志家庭、子女、社工的角度，可以透過Podcast對話的方式去收錄更多元的聲音與觀點。
對了，現在《拚教養》也有有聲書了！這個研究或社會學想要做的，是希望大家可以用多重的框架去理解不同家庭或不同人做的選擇，然後我們是不是可以把父母和子女都看成獨立個體，在生命不同階段，可以有不同的相互照顧、扶持的方式。
Q2：初次嘗試做podcaster，還喜歡嗎？
我覺得聲音這個媒介有優點，也有限制。優點是它很直接、對談的形式相對起來也比較活潑，讓知識比較可親。另外就是它能接觸到很多人，像你洗碗、開車的時候就可以聽到了。我也收到一些聽眾會寫信給我，可能跟我分享自己相關的經驗，其中當然比較多還是母親，她們會說感覺到自己的經驗被同理，得到支持或撫慰。也有人會回饋，這些聲音讓他聽到了不一樣的家庭、理解階級的概念——原本假設每個家庭的生活模式、資源配置跟自己不會差太多，但事實上並非如此。
也有遇到一些人，是直接來要參考資料的啦（笑）。
至於限制就是，聲音可能沒辦法像文字說得那麼清楚或深入吧。
Q3：做研究時，最害怕遇到的事情是？
最害怕的是大概有兩塊，一個是在蒐集資料做田野的階段，這對我來說應該是比較有趣、或者說是最有趣的階段，但還是有比較害怕的事情；譬如，你沒有管道、你不得其門而入、你想要訪問人然後你被拒絕，你跟人約好了就被放鴿子等等。
寫《拚教養》時，我就有發現勞工階級不太容易受訪。我曾經站在公園等一個爸爸一個小時，他都沒出現，這時候就會覺得滿挫折的，因為你也不知道原因是什麼？你也會很怕是自己打擾了人家、對方根本不想跟你講話。
這讓我想起我在做《跨國灰姑娘》的時候，我訪問了一位朋友的媽媽雇用外傭的經驗。在訪問當下，她好像覺得我的問題很無聊，還無聊到把她的頭埋到大腿的中央、整個訪談過程都沒有把頭抬起來。我當時在想，是不是我的訪問技巧太差了？我覺得自己很失敗、挫折到不行，訪談也是草草結束。
朋友的媽媽後來覺得有點不好意思，就又安排了她妹妹讓我訪問。當時候她說，「我妹妹她比較能聊『這種事情』。」也還好我有去訪問她妹妹，我也才因此了解到一些脈絡。朋友的媽媽是台大商學系畢業，在那個年代，考上台大商學系的女生是非常厲害的。但畢業後，先生希望她能做全職家庭主婦，她的才能都無法發揮；一直到小孩比較大了，她才開始有時間去做一些公益的活動。她希望我問去她做的那些事情，她想討論公共事務，而不是又要討論很私人、很家庭，這些她覺得沒什麼重要的主題。她不想再被私人家庭所定義，所以我問什麼，她都很不想回答。
我教書時常常舉這個例子，我會跟我的學生說，有時候在訪談中沒有被說出來的事，搞不好是最重要的事。但我們必須要有一個脈絡，才能去安放這個空缺。我有機會去理解這位母親的生平，讓這個故事有下半集；但我剛剛說的那個勞工階級爸爸，我相信他也有一些脈絡，讓他放我鴿子，但我就沒有機會去得到那個答案了。
一旦有管道可以訪問，那所有的訪問對我來說都是很有趣的。接下來，就是分析和寫作這個比較痛苦的階段。在這時候，你會比較容易碰到一些瓶頸，沒有靈感，或者分析過程中被滿坑滿谷的資料淹沒。你怎麼樣能找到一些有意義的區分，然後能發展出一些獨特的創見？你也會害怕自己分析了半天，結果你要說的人家說過了；這時候你就會懷疑自己——我有必要再做這個主題嗎？我有必要去砍樹寫這本書嗎？我想研究者常常是這樣，燒了腦子，很多挫折，也會自我懷疑。
Q4：研究時必備的三個小物？
第一個是白板，我有一個很大的玻璃白板，跟人一樣高的。對我來說研究思考的過程是很需要視覺化的，我會白板上畫出很多的架構；這大部分的架構圖都不會出現在書裡或文章裡，它純粹是一個思考的過程、一個媒介。這種視覺化的分析工具對我來說很重要。
第二個是升降書桌，可以坐著也可以站著。因為我們會在研究室裡面待多久？不就是一整天都在那裡嗎！所以有一個升降書桌真的很好用。說到這個，在疫情之前我其實也不太喜歡在家工作，我會希望公私領域、上下班的界線有個明顯的區隔。因為我們的工作很容易侵犯家，所以建立儀式感，是為了進入私人生活，而不是為了進入工作模式。
第三個是一張畫。我研究室裡有一張黑白版畫，是我在墨西哥旅行的時候買的。當時我看到這張版畫，就覺得很適合放在學者的辦公室裡面。因為那畫的是一個人頭上有一個著火的房子，我覺得那很像一個研究者或學者的人生——你的腦子就是一直在著火、要不斷燃燒。
能擁有這樣的工作、過這樣的生活，一方面我會覺得那是一個很奢侈的特權，因為我們的工作就是在做思考，而且很多時候，那個思考不用轉化成實用的目的；但一方面，它也很像一個詛咒，因為著火的腦袋沒辦法關起來，我們沒有「下班」這件事情。你剛剛想的那些分析，你沒有分析出來，你就是一直在著火啊！我有時候連作夢都會夢到我怎麼去改哪篇論文，還會碰到早上一醒來，就覺得我想到了我怎麼去改它了。
啊，應該還有第四個，是我桌上會放一些跟研究沒有很直接關係的，可能是家人的照片，或小狗的公仔，我覺得我們很需要這些來提醒我們，研究不是生活的全部；就算你論文寫不出來、研究做不好吧，你現在卡住了，但其實生活裡面有很多跟研究無關的事。這也會提醒我，研究最終其實也是為了要理解人、為了是要跟人連結，所以不要為了研究而犧牲了自己的人生中跟家人也好、或跟寵物也好的連結。
我在寫《跨國灰姑娘》的時候，也把田野中一些比較親近的報導人的照片擺在桌上。這其實是一個國外學者的建議，他說「你要看看這些人的照片，會提醒你到底為什麼做這個研究。」做研究，不是只為了要在很好的期刊被刊登出來；當初在做研究時，你是希望去理解他們，你也希望別人來理解他們。照片是提醒自己研究的初衷，他們已經花時間為你說了自己的故事，你應該好好寫。
Q5：如果沒有預算或其他條件的限制，我最想做的題目是……
這一題我沒有什麼特別好的答案，我沒有夢幻的研究題目，我沒有欸……好糟哦！不過我倒是可以分享我下一個想做的題目，我很想知道台灣這個社會將來要面對「老人照顧」這個議題。
現在我們是完全依賴家庭機制來承擔照顧，但其實台灣社會有愈來愈多人沒有小孩，或者他們單身，那這些人老了之後怎麼辦？這個機制在20、30年後勢必要面臨很大的挑戰，就是在我老了的那個時候。
Q6：如果不做研究者，我會去做……
我原本是有想過要去當記者、做深度報導，在我二十幾歲、新聞環境還沒有那麼差的時候。新聞性的研究跟學術性的研究還是有一些重疊，但學術性研究可能更強調跟學界內部的對話，時間也會拖得很長；記者相對起來就有比較能面對公眾，以及看到跟公眾對話的效應。
其實，我想做的就是一些公共轉譯、知識傳遞的角色，現在當Podcaster也算是其中一種了吧！
藍佩嘉
美國西北大學社會學博士、台灣大學社會系特聘教授，暱稱小藍老師，兩度獲台大教學優良教師、教學傑出教師。研究專長包含社會心理學、性別社會學、跨國遷移與多元文化。鏡好聽《大家來談拚教養》主持人。著有《跨國灰姑娘》《拚教養：全球化、親職焦慮與不平等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