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個月後，田書旗一審遭判刑14年、罰金1億元，他的妻子、法尼財務總管黃淑霞被判12年，法尼其他高層遭判1至5年不等。田書旗夫妻不服，上訴二審，刑期一樣，又繼續上訴。
正義終獲彰顯了嗎？檢方扣押法尼資產時，田書旗夫妻的帳戶幾乎空空如也，以太幣也沒扣得幾枚，至於扣到的房地產，卻大多屬於一名本身也損失慘重的高層上線。法尼吸金18億元，扣掉發給投資人的紅利及獎金1億多元，剩下的16.3億元去了哪裡？沒人查得到。
讓投資人最無力的，是他們請求「刑事附帶民事賠償」卻被打槍。擔任多名被害人律師的陳夏毅說，法院的理由是本案是依《銀行法》判決，法尼違法吸金，危害的是國家的金融秩序，法尼的被害人只是間接被害人，因此不能用刑事附帶民事求償。
判決書寫著，要5天內先繳裁判費才能審理。民事求償是提告的人要先繳錢，贏了才改由輸的人繳。法律的邏輯，庶民難懂，Cindy就好氣：「就已經沒錢了，還要我們自己付裁判費？」裁判費約為求償金額的1％，以Cindy最後損失80多萬元來算，要8,000多元。
欠鉅款怕挨告 上線喝農藥自殺
「我除了存款沒了，還信貸45萬元投資法尼，現在要還貸款、要付房租、要養我媽媽，還要繳8,000元？所以我們受害人雖然很多，但一聽到要付裁判費、律師費，大部分人都放棄了，因為打官司很累，就算告贏，能拿回來的錢也很少。」
投資遇上鯊魚，法界多半認為被害人自己也要負一點責任。只是，有時候代價是否太大了呢？Cindy說到最後，大概自我安慰吧，說她的損失在所有受害人中算相當輕微，「我有個朋友是拿房子去貸款，還聽說有人退休金全下了。」後來呢？「我朋友只好賣掉自己的房子，回去住老家，還聽說有人房屋被法拍，現在只能租房子。」
她繼續說：「還有人欠了1、2,000萬元，又怕下線告他，受不了下線的壓力，就喝農藥自殺了。」後來呢？「死掉了啊。」所以自殺死掉的不只許如君一位？「目前就我所知就有3個，所以我不算慘的。」我們採訪到後來，她才透露這駭人之事。
只是，線索太少，我們想查證究竟是誰喝農藥自殺，卻查不出來。受害者有下線也有上線，各自背負不同的壓力與罪惡感，沉默是最好的方式吧。我們僅能知道，Cindy曾接到一位男性受害者以LINE打電話問她如何求償，Cindy問他怎不找上線求助，「他就說上線喝農藥自殺了。我只知道他在北部，喝農藥那位是拿房子抵押，又找其他人一起投資，投太多錢了。」
Cindy聽到的第3位自殺者，「是法尼執行長林瑞良的弟弟，聽說他弟弟也投滿多錢，後來去當兵，在軍中自殺死了。」林瑞良也曾在二審的最後一次開庭時，對法官如此陳述。我們打林瑞良的手機想採訪，已變成空號。
在台北工作的鄧小姐認識林瑞良，「林瑞良的弟弟也有投資，後來去當兵，法尼出事，好像承受不住，就走了，在軍中自殺。但究竟是真的因為投資失利才自殺、或只是林瑞良牽拖之詞，我就不曉得，我沒見過他弟弟。」
鄧小姐說，倒是有一人猝死，「田書旗之前的朋友兼司機，叫鄭智益，他也投資幾百萬元，後來兼好幾份工作還債，去年心肌梗塞走了，可能太累，才33、4歲。」我們查詢判決書，鄭智益提告田書旗等人後，確實於去年8月10日死亡。
慘賠700萬元 想不開交代後事
鄧小姐在法尼案的身分比一般受害者特殊，因此認識不少高層。她說，田書旗會物色業務能力強的幾位投資者，給予「總監」稱號，要總監們在各地成立公司。鄧小姐有個朋友認識北區總監，北區總監邀他們合開公司，她看好挖礦的趨勢，投入400萬元，法尼出事後她又替公司代墊300萬元。
她自覺連累家人，「出事是我34歲時，2019年2月，我撐到年底，有一天真的不想回家，就開車到海邊待了一個晚上，還傳簡訊給一個很好的朋友，交代我保了哪些保險、每一家的帳號密碼、法醫或檢察官開死亡證明書時要請他們怎麼開。後來的那300萬是我向爸媽借的，他們拿保單去貸款，我死了才有保險金可以賠他們。」自殺無法理賠吧？她苦笑說，自己正是從事保險業，知道該怎麼死。
那一夜，幸好她最後踩了煞車，「像我老公講的，我是賠700萬元，不是7,000萬元，難道我的命只值700萬元？」
法尼出事後，股東互告、下線告上線，鄧小姐感慨：「最大感受就是看到人性，我們會投這麼多錢，因為人性告訴你『這或許是真的』。我們都不笨，也不是沒能力，但在人性之前，我們被遮蔽了那些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她不太確定遭判刑的十多人中，哪些人是無辜的不知情者，但語氣篤定地說，田書旗一開始就打算行騙，「之前『億圓富』案，田書旗的媽媽就是共犯，田書旗是億圓富的講師。」
「億圓富」是一起更大的案子，吸金新台幣40多億元，2016年被揭發，主謀落跑2年後在台南被捕，二審判刑15年。我們查判決書，有位「黃子窈」一審遭判刑10年，其子田書旗也在億圓富擔任講師。
田書旗在億圓富案中沒事，2017年他便以「法尼」新創科技名義，開設虛擬幣礦廠，自己當起老大。鄧小姐形容田書旗：「他講話很有自信，給人感覺沒有威脅性。」她說著忽然想到一件事：「我隔年居然還收到國稅局的稅單！真的好氣，但能怎麼辦，還是繳啊。」
騙子橫行的時代，刑事局的統計就顯示，「假投資真詐騙」以近三年來看，2018年為1,435件，2019年1,894件，比前一年增加3成；2020年2,852件，比前一年劇增5成。今年1到8月有2,612件，較去年同期暴增8成多。這些，還不包括法尼、億圓富這些以《銀行法》而非「詐欺罪」來判刑的大型吸金案件。
查金流難度增 現行警力難負荷
刑事局打擊詐欺中心股長邱佩俞提醒，詐騙集團會在臉書、LINE等群組散播投資訊息，甚至投放廣告，通常會用當下最流行名目，例如早年是賣保健或美容商品，近年則是期貨、股市明牌、虛擬幣等。受害者高達6成為20至39歲，「剛畢業出社會沒多久的年輕人，最容易受騙。」
台灣何以變成「詐騙王國」？
不少專家皆認為，人頭帳戶氾濫、讓檢警難以追查金流，是詐騙集團能如此猖狂的癥結。儘管近年銀行對民眾開戶的審核已嚴格許多，成效仍有限。
剛轉任律師的前檢察官陳宗元辦過不少詐騙案件，他觀察，人頭帳戶氾濫與整個社會文化有關，「我們的人頭文化太嚴重了，人頭帳戶、人頭公司、人頭門號…大家都很習以為常。」他認為徹底改善之道是立法禁止民眾將帳戶交給他人，才能改變這種文化，但難度極高，「民意一定強烈反彈，或許就放寬到三等親內。」
律師林俊宏評估，不改善人頭帳戶問題，詐騙猖狂的現象確實難解，明確立法禁止交出帳戶也許是一個方法，「但一定要漸進式，先宣導一段時間，再用行政罰（罰款）。」
台大法律系教授許恒達曾針對詐騙集團的犯罪行為進行研究，他分析，《銀行法》、《洗錢防制法》都修過了，詐騙猖狂顯然不是靠重刑就能解決。他也認為人頭戶氾濫是關鍵，「要斷詐騙集團的根，就要讓他們無法取得人頭帳戶，增加犯罪風險。」至於方式，他則建議從金融監理著手，透過主管機關對銀行要求強化客戶的帳戶監理，例如帳戶久無交易時，應予以停用，這些金融監理措施才能有效斷絕犯罪可能性。
其實早年不少銀行都曾自行凍結久未往來的靜止戶，但引發質疑，因此2013年立法院就要求金管會監督銀行全面「解凍」靜止戶，至今，金管會基於便民，僅要求銀行發現有異常金流時需通報。對此許恒達觀察：「台灣人追求方便，但方便必然帶來副作用，沒有對錯，就是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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