騙子何以猖狂？有個數字也許可以解釋。刑事局公關室主任李泱輯提到，詐騙案警方能追回的錢通常僅3％至5％，但警方也無奈，「早年警察查金流只要查銀行、ATM，現在還要查各種數位支付，以前查3樣、現在要查30樣。警察對金流熟不熟？當然不熟，我們是法令專長，不是金融專長。」
至於罰則，台灣在鴻源案期間已將吸金納入《銀行法》，可判3至10年，十多年前又修法，獲利逾1億元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刑度比詐欺罪重，因此法官後來多以《銀行法》判刑。
田書旗被判14年，幾乎是殺人案的刑度了。只是，依法他7年後即可能獲假釋，至於罰金1億元，看似驚人，但可改服勞役1年來抵完1億元，大概只有一秒鐘幾十萬元的大老闆會選擇繳1億元吧。田書旗等人吸金所得16億多元，這算盤怎麼打都划算。這還不包括順利逃到國外的，例如當初許如君差一點也上當的房地產名師王派宏。
錢太容易藏了。一談到「洗錢」這個大難題，我們採訪的多位第一線檢警皆表示，錢一旦轉到國外或轉為虛擬幣，幾乎就很難追回，前者要花費龐大的時間及人力，卻因涉及台灣的國際地位問題，成功率低到令人沮喪，後者則是世界各國共同面臨的困境。
虛擬幣納監管 第一步實名買賣
完全無解嗎？一位熟悉新興金融犯罪的執法人員透露，其實並非束手無策，問題出在跟不上時代腳步，例如我國偵辦金融犯罪的專業人力少得可憐，另外，政府及銀行應善用最新科技，「包括金融監理，金流是否異常，銀行其實可以運用大數據協助監控、判斷。」
至於容易被用來洗錢的虛擬幣，「日本多年以前就把虛擬幣納入監管，不但虛擬幣交易採實名制，還比照監管銀行的方式來監管虛擬幣交易所，採特許制，虛擬幣交易所要有洗錢防制、資安、風險控管等部門。韓國也是仿效日本。」我國則直到今年7月1日，才實施虛擬幣交易實名制，「實名制是第一步，比較完整的方式是比照日本，將整個產業納入監管，雖然不可能杜絕洗錢，但可以補起一些漏洞。」
犯罪學者沈伯洋則認為，將虛擬幣產業納入特許制來監管，短期確實會有效果，但需考量監管量能如人力，且時間久了犯罪集團就可能放棄虛擬幣、另尋他途。至於以大數據協助監控異常金流，只要確保銀行不侵犯客戶隱私，確實可行。他也提到，科技發展飛快，政府替司法人員安排的專業課程卻始終不足。
曾任金管會主委的立委曾銘宗則說，有關投資的電話或LINE，其實許多都是詐騙，「但民眾分不太清楚哪些是合法的投資、哪些是非法，因為有些投資是跨國性的，有些則在灰色地帶。」他建議金管會應與刑事局組專案小組，「不能再各自做各自的。並要釐清哪些投資是合法、哪些是非法的。」
事發之後，Cindy買房的頭期款被騙得精光，還負債40多萬元，今年又遇上疫情，她說，如今每月只能賺3萬多元，為此只能停掉買了好幾年的投資型保單。宛如陷入惡性循環。
但她熱心又有正義感，「現在只要有人跟我聊投資，我都會勸他們要小心，利潤太高的一定有問題，不要貪，然後舉我自己的例子，不過我會說是朋友的例子。唉，我當初就是貪。」她至今不敢對朋友說出經歷。
不只Cindy，我們採訪的幾位受害者，幾乎不約而同都用「貪」來檢討自己。Cindy說，自己不算太慘，才願意受訪提醒大眾，多數受害人擔心丟臉，相當低調。
刑罰已到極限，錢又追不回來，受害者還得背負汙名，網路上隨處可見對詐騙案受害者的嘲諷：貪、笨、懶、咎由自取，最後連他們都認為是自己做錯了事。只是，說起貪，人們買股票、投資房地產、虛擬幣⋯也莫不是想迅速獲得高報酬，差別在財經知識的高或低而已。受害者笨嗎？法尼的受害者連醫生、律師都有。懶惰嗎？Cindy與許如君非但不是躺平一族，簡直是拚了命的超級努力之人。
遙望女兒塔位 每天都爬到頂樓
政府無法萬能，只是，當司法系統與金融監理都趕不上時代變化而失靈，社會又慣性檢討受害者、簡化案情，便註定永遠不可能改善了。許爸說，願意露面受訪，是希望別再有人受騙，能擋下一個算一個，女兒的事讓他太痛。
女兒離開後，他一直想討公道，但每一件不甘之事，搥出去都像碰上無盡的海綿，體制都告訴他這裡沒有可究責對象。他至今替女兒唯一討到的公道，是親自追回當初「超級黃金幣」的2萬美元，「對方說7月付第一期，我去刷帳本，根本沒有。我跟對方說，她人都死了你們還這樣，他才還錢。」
「我女兒的靈骨塔就在我們家附近，之前我跟太太常去看她，我太太每次都哭到受不了，我就說我們少去，1年去一次就好。可是，我還是每天看她，我家是透天厝，我每天都爬到頂樓，那裡有小平台，種沙漠玫瑰，還可以看夕陽、吹風，也可以看到她。」頂樓能遠遠望見女兒的塔位，那是他特地選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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