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坦言，「一直拍片較容易因循舊方法，教書有個非常大的好處，就是逼迫你重新思考、學習更新的知識和理論，我的成長也是靠教書而有更深入的研究，這些研究又提供拍攝的新想法。」
李道明舉例：拍攝《殺戮戰場的邊緣》時，因製作人丁松筠認為應以旁白清楚傳達訊息，所以採用旁白。「但我教學時慢慢思考，到拍《排灣人撒古流》《人民的聲音》時就不用旁白，採觀察式的方法。到《末代頭目》，用拍攝者與被攝者共同參與的模式，由『他者』與『內部人』合作完成影片的做法，也大略符合「分享人類學」（shared anthropology）精神，反映排灣族部落內部觀點。」
之後製作《路，TSUENU》時，李道明更進一步結合他的紀錄片創作者身份、鄒族在地文化工作者高德生與長期研究鄒族文化的漢族人類學家王嵩山，以三方的身份與經驗，共同完成。
另外，2006年李道明擔任公視史詩紀錄片《打拚：台灣人民的歷史》製作總監時，提出表演重現歷史片段的拍法。「紀錄片使用重演，有理論依據。它不是戲劇，而有點像插圖的概念，讓觀眾看到具體的人物、物件或行動。當時公視同意用這種方式解釋歷史，卻有觀眾質疑。不過現在紀錄片大量使用這種手法，顯示社會需要一些時間接受不同的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