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批在工地（非法）打工的人，高勞動密度，沒有情緒出口，喝酒、吸毒，我覺得都可以想像，」靠著長年深入司法議題的人脈，蔡崇隆取得完整的密錄器內容，發現殺死阮國非的不僅是那九顆子彈。
他獨自在房間裡打開密錄器檔案，看到畫面的心情跟多數觀眾一樣，震撼、困惑，又憤怒，「不知道開槍是這樣開的，像射擊遊戲，後面他們（圍觀者）在鬼打牆，不知道在等什麼（不送醫）？但我又很同理他們，那種無視的態度，生活裡面就有了，我們不承認那是歧視，」阮國非中槍後，眾人與他保持距離，有人朝他喊「再囂張啊」，開槍警員也頻頻提醒後到者「他有攻擊性，不要靠近」；回想到此，蔡崇隆忍不住激動反問道，「今天對一個受傷的狗，都不見得這樣吧？狗很危險，會咬人，大家撲過去想辦法，但是他是個人啊？」
拍攝靠做中學 過分投入
初訪時，我跟蔡崇隆約在他任教的中正大學傳播系教室，他的眼鏡因為日照，有些灰撲撲的，先前特映會上板著的臉，此時看來很悲傷，「其實我連看第二次（電影）都很痛苦，正片首映場看過一次，後來播都沒有進去看，桃園場我才又進去看，聽了那個歌，很多情緒又上來，邊講邊哭，前5分鐘沒辦法講話…」他淡淡地說。
阮國非生前壓抑、獨自承受生活的痛苦，蔡崇隆很能同感。大學念法律、研究所念傳播理論的蔡崇隆，畢業後短暫擔任報社文字記者，便進入商業電視台做專題記者，接著到公視拍攝紀錄片；因為不是本科生，他靠自己做中學，十幾年來馬不停蹄工作，曾經3年拍8支紀錄片。他渾然不覺自己過分投入工作，超出負荷、過勞，婚姻也出了狀況。
幼遭制度壓迫 個性敏感
「那是我最糟糕的時候，雖然產量很大，但狀況很不好，錯在我，我有了第三者，又採取隱瞞、拖延的方式，被發現時就變得很嚴重。我（當時）對感情的態度有點天真，一方面很累，不想面對…」直到他嘗試與前妻重建關係，已經覆水難收。2000年初，他搬離住了20年的台北，辭掉公視工作，在中南部3個學校擔任兼職教師，「我們2個人都傷得很重，整個人生就那段最痛苦，離婚打擊很大，處在一個不太知道以後會怎樣的狀況…」
蔡崇隆在彰化市長大，但這趟並非搬回老家，而是在離家50幾公里的二水鄉找了個三合院，單身一人住進其中的廂房。在這個產米、不認識半個人的小鎮落腳，他直言沒有特別原因，只是搭火車通勤時發現此處風景優美。長達5年，他幾乎與外隔絕。偶爾接案拍片，有台北的工作，就睡紀錄片工會的辦公室沙發，省旅館錢；平時便一個人在村子裡晃，「晚上睡不著就去田裡看稻穗，騎腳踏車，練練瑜伽、打太極，那段時間可能對我的修復有點幫助，之前比較沒什麼空間獨處…但是我彰化的老媽媽不知道我的狀況，我沒有跟她講，」他乾笑了二聲。
「她知道了，一定會叫我回家住，我就不想回去，回家基本上就不用出門了，她做東做西給你吃，一定會有一個豬心塞人參…我媽其實已經很老了，我不想違逆她，但就是不自由，」這樣的情況過了幾年，他忽然接到媽媽的死訊。幾天沒聯絡，獨居的媽媽在洗澡時摔跤，就這麼過世了，鄰居注意到，才藉著警方通知到孩子們。「心裡很亂，很自責，會想說如果我有回去看看就好了…」蔡崇隆很少提及這段經歷，語速漸漸慢了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