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無力者發聲 反思探問
面對壓迫或苦難，有些人能直接反抗衝突，但蔡崇隆不是，「應該也是膽小，我不願意這樣做，陽奉陰違是我成長的方法，我不喜歡彰化、不喜歡升學主義，爸媽的期待我也不太接受，但我基本上、外貌上符合你的要求，要考大學，我就認真考，但我都填台北，藉這個機會溫和地離家出走。」他淡淡笑說，法律系畢業後，他也曾應付父母考過書記官，但他根本不想當公務員，加上沒準備，自然落榜。
蔡崇隆的父親很早就過世了，是四十年如一日的公務員。父親養了二個家庭，蔡崇隆是後媽的兒子。記憶中，同父異母的大哥會來拜訪，幫一家人拍照，送弟弟們禮物，「我爸有二個家庭，七個孩子，照理來說他應該收入不差，但經濟負擔很重，我都看得出來。小時候媽媽常跟他爭吵，後來好像大老婆過世（他們）才登記。」
過去，他畏懼自己成為像父親一樣的人，活得辛苦、沒有選擇；但走在自己選擇的人生道路，他知道自己不再是無力者，「我做記者、紀錄者，知道有這樣（無力）的人存在…有時候其實很單純，我對這個東西（議題）很好奇，想知道怎麼回事，想讓沒有機會講話的人講話，我不覺得在幫他，因為我也不想要被壓抑，也想要自由。」
《九槍》除了三分之一為密錄器畫面，其餘則是透過模擬阮國非亡魂所建構的靈魂視角，走訪台灣各地的移工工傷死亡現場，對社會提出結構性的反思與探問。如呢喃般緩速的鏡頭，就像死後依舊無法自由的阮國非，在台灣成為孤魂，徘徊人行道、遊走雜草蔓生的荒地；探視在建築工地躲警察、奔跑摔成殘廢的移工，參與工傷死亡移工的追思會，最終回到越南老家，看孩子們打電玩，田野牛隻成群。
「這部分滿困難，我怎麼建構一個死去的人？我對他有一定的了解，但是我的理解會不會超過？都要很小心。」蔡崇隆知道，阮國非跟多數失聯移工一樣，為了賺錢回家而做各種工作，「但他為什麼偷車？為什麼吸毒？片子剛開始（拍）的時候，我也想知道怎麼回事。如果這東西我能夠解出來，這事件給社會的觀感會不會不一樣？但後來就看到密錄器，開槍跟後面（的處理）都已經是很大的問題，比前面的起因來得更重要了。」
拍攝期間，蔡崇隆與團隊前往越南，當時家人為阮國非設置了暫時的靈堂，靈堂拆掉那天，阮國非的媽媽在蔡崇隆面前崩潰，哭得撕心裂肺。與蔡崇隆相熟多年、《九槍》製片李佩禪說，「那是我們拍攝中間，不確定現在所做的事情能不能對這一切有幫助，那時候他（蔡導）很無力，也對媽媽失去兒子的狀態感到很虧欠，但當下沒有說什麼。直到金馬獎時要他回憶拍片記事，他拖很久才告訴我，回憶這些讓他很痛苦。」
「他把這股無力感當作要把影片做好的重量，拍紀錄片對他很重要，有很重要的事情要說 ，就會很用力地說。創作紀錄片像他血液其中一個支流，會不斷發生，碰到阮金紅之後，更激盪出不一樣的狀態。」李佩禪觀察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