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昕明提起首次閱讀《模仿犯》小說時，正值政治大學廣播電視學系畢業，許多同學出社會進入新聞行業，對書中「前畑滋子」從家庭主婦回歸當記者的心境，格外感同身受。
尤其，1990年代以後衛星電視陸續開放，從無線「老三台」進入百家爭鳴的年代，新聞台為了創造收視率，開始製作議題性新聞，書中對媒體追逐獨家新聞，渲染社會事件的現象多有著墨，「改編《模仿犯》時會想到當年的事，也延用當年許多想法。」何昕明說。
改編時融入台灣特有的電視call-in節目，劇中凶手打電話進新聞台挑釁，與新聞主播對談，讓觀眾聯想當年轟動社會的白曉燕命案；當年陳進興挾持南非武官，在官邸接受新聞主播戴忠仁call-out訪問後，開始各家電視台紛紛打去訪問，荒謬度前所未聞。
湯昇榮回憶：「那時很流行SNG車，新聞台為了與社會脈動貼近，隨時給觀眾最新訊息，給人暗潮洶湧的不安感，民眾都守在電視機前面看案情發展，好像隨時有事件會發生。」劇中媒體為爭搶收視率，扮演擾動社會氛圍的角色，充滿批判。
其實，湯昇榮製作台劇《我們與惡的距離》時，也曾融入對媒體的評判，此次加重力道；不幸的是，雖然是以90年代為背景的故事，卻充滿既視感：「call-in是許多台灣人共同的記憶，有線電視新聞台大舉開放，社會問題叢生，媒體的推波助瀾值得省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