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律師陳又新向我們補充：「和解最後達成什麼條件，其實對提告者來講不重要，重點是試探有沒有退讓的可能性？只要有談的可能性，他就知道你可能撐不住，繼續施壓、產生破口的話，最後只要和解成立，不管條件是什麼，他就可以出去對外講。」A男先前提告多位網友時，陳又新正是這些網友的律師，這天他陪同張雅涵受訪。
張雅涵頻點頭：「法庭真的很可怕，法官坐得很高，那個樣子就很可怕，而且我又坐在被告的席位，就會覺得，為什麼是我坐在被告的席位上？這件事會越想越荒謬，會很想趕快結束這一切，所以，如果我沒有爸媽幫我，沒有錢請律師，可能最後什麼都會答應了。」
別說被告，有時連證人都承受龐大壓力。那段時間，陳又新透過手邊其他同樣遭A男提告的網友，深入了解案情，也找到證人出庭。某次，他希望B女出庭幫忙作證，證實她是文中敘述有相似經驗的女生，以證明張雅涵發文有所本。B女在開庭當天現身，陳又新才發現，B女雖與A男也有淵源，卻不是文章所提的女生，「她很想幫忙作證，可是我之前傳給她的內容，她沒有勇氣仔細看。（文中）那個人並不是她。」之後他才找到對的證人。
噤聲二度傷害 全球都在發生
何止B女，張雅涵自己也經常不太敢點開陳又新的訊息，「他名字跳出來一定是壞事，要講案件，所以通常我會先滑掉。不得不看的時候，我會先深呼吸，再點開來。如果內容有附PDF檔，我就丟給我先生，請他看完向我簡報內容，然後我會喝個飲料或吃個甜點，平復心情。」
張雅涵一口氣說了許多在訴訟過程中人們難以想像的壓力與恐懼。而或許，這樣的煎熬恰是某些提告者的目的，曾任立委的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尤美女，以已故作家李敖的名言為例，比喻興訟：「李敖是告人最多的，他說過，提告的結果不見得會勝訴，重點在過程中可以把對方整得很慘，讓你3年、5年都被綁在訴訟中。」
性暴力加害者反控被害者，亦可能出於如此，「不斷羞辱你、二度傷害，每一次開庭對你都是一個酷刑，逼你把嘴巴封起來，這才是他的目的。」她舉了一個經典案例：「某校學生指控教授性騷擾，學校進行調查，教授否認，指學生說謊，還揚言要告所有的調查委員，請律師發了一張存證信函給學生及所有的調查委員。他只是揚言，但這樣就產生很大效力，因為大家都不是學法律的，學校嚇壞了，最後校方居然反過來勸那位學生去跟老師道歉，不然會被告。」
不只台灣，在歐美，富有權勢的加害者也深知法律行動是打擊#MeToo運動、使受害者噤聲的有效手段，2018年，法國#MeToo運動發起人、記者桑德拉．穆勒（Sandra Muller）便被她控訴性騷擾的電視製片提告誹謗，索賠5萬歐元的損害賠償及1萬歐元的訴訟費。此案歷時2年，穆勒在一審因缺乏證據敗訴、被法院判賠1.5萬歐元；2021年，巴黎高等法院二審轉而認定穆勒言論具有善意，才改判她勝訴。穆勒認為，一審判決傳遞的訊息正是：希望女性在性騷擾及性侵害案件中閉嘴。
類似案例在全球各地都在發生，各國誹謗法律的差異，則帶來不同程度的反制力道。據CNN電視台報導，在澳洲、法國和英國等國，誹謗案件的舉證責任在被告，使#MeToo運動者在陳訴經驗時遭遇更大挑戰。2019年，雪梨《每日電訊報》就曾因報導#MeToo事件被提起誹謗訴訟，最後判賠澳幣290萬元；在印度，二起捲入誹謗訴訟、受矚目的#MeToo案件，控訴者更可能需面對長達2年的監獄刑期。
只是，困難在於，提告、捍衛名譽是當事人的權利，且是直接寫進《憲法》的重要基本人權，況且，確實可能有人是被誣陷。該怎麼因應這樣的兩難？人們似乎仍找不出好的答案。答案尚未出現之前，越來越多的#MeToo控訴者面臨被告，勵馨基金會執行長王玥好就說，婦女團體最近接獲一樁求助案件，一名零售業員工上網控訴曾遭雇主性暴力，發文後，幾位工讀生也留言表示曾遭雇主程度不一的性騷擾，但不久，被指控的雇主揚言提告。「甚至，有人只是整理這波#MeToo的資訊，也被榜上有名的加害者要求下架，否則要提告，她就來找我們求助。」
個資保護粗糙 姓名地址曝光
幸而，在法律上要成立性暴力很難，但要成立誹謗或侵害名譽權，同樣不容易。張雅涵的案件歷經2年，今年5月，台北地方法院判張雅涵勝訴。法官認為，A男不僅是市府幕僚，同時也是政治評論者、擔任過立委助理，算是公眾人物，張雅涵的言論並非僅限於私領域，而是可受公評的意見表達，且是善意評論；她引述其他女性經驗時，也經過充分查證，有相當理由認定所述之事實為真，亦是基於公益目的做出的評論。
律師陳又新解釋，與言論自由有關的案件，早年大法官便有相關解釋，被告較受到保障，「就是『真實惡意』原則，我只要確信我所評論的事情是真實的，就有機會可以無罪。那我要如何確信我寫的是真實？並不需要提出能符合最嚴格證據法則的證據，只要我有經過合理的查證，我確認這件事屬實，就可以。」至於惡意，指的是故意捏造事實。
張雅涵說，自己算是幸運吧，幾乎是「完美的被告」，「如果沒有錢（打官司）、沒有很好的先生給予情緒支持，沒有適當的律師，我覺得真的不可能勝訴。」她說，陳又新先前已對案情十分了解，且具性別意識。
只是，雖然取得了勝訴，但過程煎熬，張雅涵還付出料想不到的代價。判決書登上網後她赫然發現，網站竟公開了她與其他相關人的姓名、性行為細節等過去她自己從未揭露的隱私。依《性侵害防治法》，性侵害案件的審理不得公開，判決書亦會隱蔽當事人姓名及相關個資，但，若案件類型是誹謗或侵害名譽權，即使同樣涉及性隱私，當事人個資卻不在保護範疇內。
個資保護的粗糙，早在官司進行時張雅涵就覺得不對勁，她說，從卷宗就可看到對方住址，亦即A男也可透過訴訟文件得知她家住址。令人發毛。
「這件事情帶給我很多失望，當然有好的部分，例如其他女性出來講她們之前沒有勇氣說、謝謝我，會讓我覺得這件事情停在我這裡就好了…可是我變得不熱衷政治的事，會有點心寒，1、2年之後還會在不相關的貼文底下看到留言，說當初出來講A男怎樣的那個女生不也不見了嗎？根本就是第五縱隊（敵國間諜）吧？」她語氣失落，又有點倔強地說：「我當下就直接標記他說：『你說誰不見了？』但他也沒有回我。」
利益劇烈衝突 律法確有疏漏
至於現身受訪，張雅涵希望能成為其他女性的力量，「我的事情已經過很久，A男應該已經盡他所能，讓我吃了『後果大全餐』，我出來談這個，是希望哪天在他們（#MeToo控訴者）不幸需要的時候，可以找到這篇文章，也讓其他人知道不要亂留言，說什麼支持提告。」
如果當初知道後果這麼嚴重，還會發文嗎？5年來，張雅涵想過這個問題很多次了，她沒有一絲猶豫，語氣堅定地說：「如果再來一次，我還是會做，因為我不想要等別人（站出來），另一方面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有比我更有條件（被告）的人出現，而且為什麼一定要等別人也受傷？」
截稿前，#MeToo的新聞已漸漸淡出人們視野，但對這些公開自身性暴力經歷後可能面臨被告的受害者來說，更艱難的抗爭或許才要開始。
★《鏡週刊》關心您：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騷擾，請立刻撥打110報案，再尋求113專線，求助專業社工人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