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法接受這樣的自己，更得面對外界指指點點甚至羞辱，奕馨說，官司後一直低調生活，「你不知道人家是不是有耳聞你的事，他聽到的是二手三手還是五六七八手消息？還是會在意人家怎麼看你，覺得很丟臉。」很難跟外界說明是因為先被他性侵？「人家不會相信啊，他在外面形象多好。」
性侵後轉為交往，因而沒有人相信他們是被性侵，之後自責、羞愧。同樣情節、同樣情緒，幾乎一模一樣地發生在「林于仙事件」。2020年，新北市衛生局職員林于仙自殺，留下一封長長的遺書：「那天他宿醉強暴了我…用眼淚跟下跪跟我懺悔，說真的很喜歡我，一時忍不住，會對我負責…我當時為什麼會答應他不會講出去，並保持這種關係乖乖等他處理完？直到離開他後，我開始閱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才明白是因為這件事太髒了。『一個精緻的女孩是不會說出去的，因為太髒了，自尊心往往是一根傷人傷己的針，但在這裡，自尊心會縫起她的嘴。』『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罪惡感是古老而血統純正的牧羊犬。』罪惡感還有羞愧感每晚都在向我討債…『這種糖衣包裹的恐怖關係一直在持續，但思想是一種多麽偉大的東西，我要更愛他，否則我太痛苦了。』」
權力不對等 非典型受害者
他們無法理解自己，整個社會更是。被性侵後轉為交往，太超出人們的認知範圍，是被甩之後報復吧？
連他們自己都懷疑自己。律師柯萱如解釋：「這些人尋求法律協助時，常擔心自己不是一個很完美的被害者，擔心別人質疑他們為什麼被性侵後還繼續跟對方聯繫，或自我質疑自己太笨，他說愛你，你就相信了？這一類型受害者與加害者常有權勢關係，上司與下屬，或老師與學生，或客戶跟業務，事情發生時，他們當下完全反應不過來，事後就覺得，那我先維持一個讓自己感覺比較舒服的狀態，我沒事，用這樣說服自己。」
從30年前那位師大女學生，到林奕含、林于仙、奕馨，這些人互不相識，然而他們遭遇「權勢性侵」後的反應，有著如此驚人的雷同。不僅如此，若非這一波#MeToo，我們也不會知道，小云與奕馨、及許多其他受害者，面臨侵犯時的反應也如此雷同：愣住、不知所措、並未強烈抵抗，因而包括法官在內的許多人們，認為這稱不上性侵。
長年關注性別議題的律師尤美女說：「法官他所認知的是典型的被害人，加害人是陌生人，刻板印象是你要尖叫、要逃。但，至少70%的加害者是熟識的人，當他是我所信任的、崇拜的人時，我哪裡會想到他是一匹狼？他如果是一匹狼，我也不會去崇拜他了，或事情發生時我早就反擊了。就因為是你信任的人，所以在那個突然之間，腦袋跟身體會來不及回應。當你想清楚時，事情已經發生了，事後就開始自責，我怎麼那麼笨，我怎麼沒有反應，變成好像是自己不對，才讓那件事發生。」
她說，雙方若有權勢關係，就更難了，例如師生，「在我們的傳統文化下，有多少學生敢直接對老師講不禮貌的話？即使氣得半死，也是頭都低低不敢講什麼，因為權力不對等。」
也是直到這波#MeToo，人們方知有個名詞叫「僵直反應」。同時擁有諮商心理師執照的律師柯萱如解釋，這來自「多元迷走神經理論」，「我們常覺得你要不就反抗，賞他巴掌、掙扎，要不就趕快逃跑離開，其實我們忽略了還有一種反應叫作我呆住了，當機了。有個名詞叫『身心容納之窗』，當一個人遇到的危險超過他能承受的身心容納之窗時，會啟動『戰』或『逃』的反應，但如果壓力大到我覺得無法戰贏，也逃不了，可能就會進入僵呆的反應，英文叫freeze，凍住了。」
不幸被侵犯後，受害者也不見得馬上會報警、或痛罵對方。柯萱如以自己辦過的案件分析：「說出去會曝光，所以讓它在我心中成為一坨爛泥就好，日子還可以繼續過。也可能是我不知道尋求司法程序會發生什麼事，會不會有一些超過我可以應對的？在這麼多未知跟還沒反應過來的狀況下，大家常常會先維持日常生活的運作，假裝一切都沒發生，至少人生不會馬上經歷到劇烈的變動。所以他可能會跟加害者維持原本的關係，繼續聊天、互動，如果加害者是老闆，我為了求生存，害怕你報復我，甚至會選擇討好，稱讚你是一個很好的老闆，謝謝你提攜我。」她還指出一點，「在社會文化上，女性一路長大的過程都被教育成要順從、要和善有禮貌，所以我有好多的當事人在遭受侵害後，當他要指責對方、或講出那種傷痛時，都還要選擇迂迴委婉、很和善的方式去表達。 而這些，都讓他們日後在訴訟上有困難。」
當下沒逃，事後說沒事、沒報警，甚至選擇跟對方在一起⋯性犯罪案件如此多樣而複雜。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蔡沛珊就說：「每個人的個性、想法、處理事情的方式、當下的環境⋯都會造成被害人有不同的反應，很難通案說被害人面臨這個處境時一定會這麼做、或一定不會那麼做，所以我們司法人員使用所謂『經驗法則』時，要更謹慎小心，因為不見得是對的。」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也說：「執法者首先必須意識到，自己是會有偏見的，從警察、檢察官到法官，我們要先承認自己是有偏見的。」 她說，透過一些教育訓練課程，「察覺自己有無刻板印象與偏見，很重要。」
助理解個案 蒐集補強證據
依目前司法體制，妨害性自主案件在檢方偵查階段，是由婦幼專組負責，法院則是性侵害專庭，司法官被分配到這些單位時，要上專業課程。只是，課程內容一直是以兒少性侵為主。蔡沛珊建議：「各個地檢署會辦一些相關網絡的座談會，我滿建議檢察官去參加，除了增進辦案技巧，也可以從其他網絡的面向來看案件，例如從社政、醫療、甚至警方等不同角度去看。」
性犯罪的另一大難題是證據，尤其難有直接證據。無罪推定原則是否該因此放寬？會不會造成冤案？面對這樣的兩難，我們採訪的法界人士幾乎皆不贊同輕易降低有罪門檻。但真的別無他法嗎？幾位檢察官表示，仍可盡力蒐集「補強證據」（間接證據）。
一位不便具名的檢察官就對我們表示，以小云的案件來說，律師聲請再議時，曾要求傳喚案發當晚同在外交官家中的那名朋友，但高檢署卻認為沒有必要，直接駁回再議聲請。「這個證人，從頭到尾沒有傳過。可是一般來說這種狀況高檢署不會認為不需要傳。」他以自身經驗表示：「如果有關聯的，能夠盡可能還原當時狀況的，雖然不保證有幫助，我還是會盡量傳喚，就是多開一次庭去問。可是這件案子看起來沒有。」
這位檢察官並感嘆，妨害性自主案件從1999年修法後，便由「至使不能抗拒」改為「違反意願」，意即並非一定要用強暴脅迫的方式，或受害人一定要努力反抗，才成立性侵害，「可是從修法後的10年甚至更久的一些判決看起來，我們司法人員的腦袋其實沒有改，還是沿襲過去。」他說，直到這幾年，最高法院才開始出現一些打破性侵害迷思的判決。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蕭永昌也認為，多花心力調查、傳喚證人，有助釐清案情。他舉例，曾有一名女子在夜市擺攤時，在攤位後的休息區遭男性友人以幫忙按摩消除疲累為由，最後按到女子的私密部位。現場無監視器，女子也沒有遭到暴力脅迫，夜市又是人多場合，女子卻未逃離現場，甚至沒有積極反抗。「只知道按摩時她抱著一個布偶，按到後來她很害怕，緊緊抱著布偶，整個人縮在一起，最後到極限時她就哭了，男生才停手。」案件頗棘手，「後來我傳喚她的朋友，朋友提到，那女生曾被一個很強勢的隔壁攤商凶過，也是嚇到不知所措，快哭出來。」蕭永昌說，朋友的陳述看似與犯罪事實無關，然而有助於建構出受害者的特質，「她的個性、面臨侵略行為時的反應，有助於法官理解這個人。」
台北地檢署檢察官蔡沛珊則說，性侵案件若有通報，通常都會有社工協助，「我會問社工的意見，社工是陪在被害人身邊的人，對被害人比較了解，而且有時被害人因為緊張，在檢察官面前不敢講很多，可是他會對社工講很多。有時候有必要的話，我會把社工轉成證人。」
也有反面案例。律師柯萱如回憶，有時她會聲請傳喚證人，例如某次她聲請傳喚心理師，卻遭駁回。「如果你（檢察官）覺得證據資料已經充足，你不傳沒問題，可是當你自己都覺得很不明確，證據不足，認定上就是缺了這一塊，卻又不傳心理師，報告也不調閱，就直接認定（不起訴），我們就會覺得你應調查而未調查。」
司法流程的不時粗糙甚至粗暴，還包括判決書、不起訴書的內容，例如小云那份令她日日想起的高檢署不起訴書。柯萱如也說：「我的大部分當事人其實都可以接受證據不足所以不起訴或判無罪，有心理準備，他們無法接受的是檢察官或法官在判決或不起訴處分中，常常寫了證據不足之外，對當事人各式各樣的評價，例如為什麼事發後還跟對方一起吃早餐、後來繼續聯絡，或質疑為什麼當下不報警、沒驗傷、不求助，不符合一般性侵害被害者的反應。」柯萱如說，被害人的各種考量，如擔心起衝突、日後工作上仍需合作等，都已在訴訟過程中告知檢察官與法官，然而最後收到的不起訴書或判決，仍是類似的質疑，「讓當事人受傷非常重，痛到不行。」
保障被害人 放寬補助認定
司法院少年及家事廳廳長謝靜慧進一步談到，不論判決有罪無罪，「要把被害人的身心照顧，當成第一要務，國家負有讓被害人身心恢復健康的責任。」她說，《犯罪被害人權益保障法》便剛剛修正。
法務部保護司司長林嚞慧解釋，性侵被害人（包含新興的數位性暴力被害人）也是《犯保法》的保護對象，被害人不需要進入刑事偵查程序，只要經過保護機構評估，就可以獲得立即的經濟支持，例如緊急生活補助、律師費補助、心理諮商補助、生活安置重建等。
至於被害人補償金的發放，林嚞慧說，過去，被害人必須由法院判決勝訴才能獲補償金，「但性侵就是很難證明，有時起訴認為是性侵，但審判結果是無罪，性侵被害人領到的補償金就要返還，造成2度傷害。」林嚞慧說，今年修法後，只要偵查終結，檢察官起訴或加害人逃亡通緝、仍在追查中，但有其他證據證明被性侵，就能依被害人的受害程度，核給10萬到40萬元的補償金，「只要不是詐欺，縱使後來法院判無罪，也都不用再返還。」
奕馨的案件發生時，她22歲，沒有直接證據，事發又在境外，此外，她心裡其實一直有個疑惑：「我有說不要，但我嚇到了，沒有努力反抗，這樣算性侵嗎？」直到被告通姦後，二審期間，她做了一個決定：回母校向性平會申訴B師。她說，大學曾在教官室打工，教官處理性平事件，常請她做會議紀錄的逐字稿，「回想起來，我很白癡，我當年在那些性平案件裡看了這麼多，我怎麼最後還是自己走到這條路上？怎麼會讓自己淪落到這種境地？而且我還不敢反抗。」
不出預料，B師請來律師到校園，表示奕馨申訴性平只為了想在通姦案中脫罪。與奕馨熟識的教官也告訴奕馨，事隔已久，加上缺乏證據，恐難成立，希望她有心理準備。「教官很尊重我，問我這樣的話還是要走性平嗎？我說要，因為這對我而言是一個…那個當下我沒有做，不知道算是修補或療癒，過去我一直覺得沒有跨過去的那個坎子。」
找釋放出口 拿回訴說能力
她終於申訴，她以為事隔多年，可以平靜訴說了。不，「我從頭到尾都在哭，都在崩潰，所以我可以理解很多人為什麼不提告，也不走性平，因為你要再一次去訴說，大家會問得很詳細，人事時地物，對方怎麼弄的，都要交代清楚，所以我從頭哭到尾。」
但，教官解開了她的疑惑，篤定告訴她：「這就是性侵。」最後未能成案，但她不後悔。「事發當下我沒有反抗，我想要去修正這件事。」妳很氣自己當時沒報案？「對，我非常地氣。所以雖然我心裡知道不會成案，但這是我檢視自己、療癒的過程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至於小云，由於她希望不露面受訪，二訪時，我們請她繪製一張代表自己的面具進行拍攝。她細心均勻塗畫白色面具，隨著面具漸漸完成，我們不再有一搭沒一搭地說話，僅剩蠟筆刮出規律沙沙沙的聲音。「是不是有點Creepy（詭異）？」她拿著成品，上頭的黑色粗線條將臉分割成數塊，眼睛是飽和的藍色，流出血紅色的眼淚，原本應該是嘴巴的部位，是條蜿蜒的荊棘，「我想的就是，沒有嘴巴，只有一條裂開這樣。」她有些虛弱地說：「畫畫應該有釋放一些東西出來，滿強大的，我也有嚇到了，可以這樣表達感受。」
很長一段時間，小云就像這張面具，是失去聲音的人。事發前她常在臉書發布各種參加活動、認識新朋友的照片，臉上掛著我們從未認識的開朗笑容；但回台灣之後，臉書便不再更新。直到今年六月，她受到台灣#MeToo影響，公開了自身經驗。「每天打開臉書，看到大家的貼文，心情很受影響、很被衝擊，很難過，也開始反思自己的事情，我去年發生的這件事情到底是怎麼樣？」小云花好幾天回想並寫下那段經歷，最後超過萬人按讚分享，也因此收到國內外不少女性與她分享遭受性暴力的訊息。
Ａ男在事件被公開後，曾來函本刊堅決否認對小云強制猥褻，主張司法已還他清白。對此，小云向我們出示相關文件，包括一份對方律師提出的和解方案，內容為Ａ男願意致歉、願意自費修習性平課程達一定時數等等。小云說，此事並非子虛烏有。
她明白公開#MeToo有代價，但是，「有非常多訊息告訴我，她們覺得自己被撫慰，有個出口釋放出來…有些故事看了真的會覺得更難舉證，我的部分雖然可能不夠強，但看了會覺得事有蹊蹺，如果有人真的需要從司法上得到公道的話，有可能只會被二度傷害。」她與我們接觸、猶豫近一個月後決定受訪，因為意識到發聲是有意義的，她的經驗可能幫助他人，讓有同樣經歷的人感到被理解。
小云最後淡淡地說：「雖然非常非常微小，但在我情緒很低落時就會有一種，不管今天是好的一天、壞的一天，至少我有這個東西，我把我的故事拿回來了，這無法被改變，我就是拿回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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