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莉莎‧柯瓦倫科（Alisa Kovalenko）小檔案
- 出生：1987年
- 學歷：基輔國立卡爾賓科-卡里戲劇電影電視大學、安傑伊．瓦依達電影學校
- 作品：《Alisa in Warland》《Sister Zo》《We Will Not Fade Away（戰火邊緣的青春）》
每當俄軍又轟炸基輔，36歲的烏克蘭紀錄片導演艾莉莎．柯瓦倫科（Alisa Kovalenko）會把6歲的兒子西奧（Theo）藏進浴缸。「如果每次空襲都要躲，所有人都得住防空洞了。」戰爭打了快2年，她說，許多基輔人不躲防空洞了，「人們總得工作。大家都不想再躲了…這是好事，也是壞事。」
來自於烏東 把國家穿戴上身
躲與不躲，都有死亡風險。今年6月，俄羅斯半夜空襲基輔，居民急撤離，一處防空洞卻遭上鎖，婦女兒童無處躲藏，至少3人被砲彈碎片擊中身亡。艾莉莎說，白天西奧去幼稚園，若遇轟炸，老師會帶孩子們躲防空洞，但夜裡，她總讓孩子待在家。「俄軍有時從早炸到晚，總不能每次空襲，都把孩子挖醒、帶他衝防空洞吧？」她滑開手機，照片裡小西奧妥妥躺進浴缸，「浴缸是堅硬石材，旁邊有堅固牆面。就算大轟炸，我丈夫與我從不恐慌。可能因為如此，孩子也蠻冷靜。」
艾莉莎日前帶著獲柏林影展新世代單元水晶熊獎提名的紀錄片《戰火邊緣的青春》（We Will Not Fade Away）來台，參加人權影展。她耳骨鑲著媽媽送的烏克蘭三叉戟國徽耳釘，兩鬢綴著象徵烏克蘭國旗的藍黃髮夾，左右腳分別套以藍黃中筒襪，腕上牢繫家鄉蜂蜜罐拔下來的藍黃相間緞帶，彷彿把整個國家穿在身上。
她成長於烏克蘭東南部工業城市札波羅熱（Zaporizhzhia），該區長期遭親俄分離主義勢力控制，基輔中央政權與烏東分離主義分子常在此鏖戰。國際最熟知的，是該區設有歐洲最大民用核子設施札波羅熱電廠，若遭引爆，恐釀輻射外洩危機。
艾莉莎出生於1987年，她4歲時蘇聯解體，與整世代烏克蘭人共同面臨貧乏與失序。她父親是鋼鐵工人，家中有時甚至沒有足夠食物。她母親每年以低價購入一袋棒棒糖，她每月只獲准吃一根。少女的精神層面亦匱乏，「蘇聯解體前，人們不被允許買書。我父親只能偷藏舊報紙，偷偷和人交換。」
執導紀錄片 拍攝戰火中曙光
「我不喜歡我的城市，所以離開。對我來說，去基輔，就像能去紐約一樣。」她17歲獨自離開札波羅熱，一路向西，前往基輔攻讀新聞、電影，優異成績獲政府補助學費，此後執起紀錄片導演筒，記錄的主題，總離不開烏東擾攘的家鄉。
艾莉莎的新片《戰火邊緣的青春》中有整排坦克、有被轟得體無完膚的民宅，戰爭從來簡單粗暴，她的鏡頭卻聚焦人們如何在彈痕斑斑的牆上畫畫，朝斑駁彈孔裡插上鮮花。
她耗時3年，追蹤記錄5名烏東頓巴斯大區少年少女的成長，女孩不加修飾地說：「斯塔尼齊亞（Stanytsia）是世界的屁眼，盧甘斯克是烏克蘭的屁眼，而我們就住在屁眼裡。」男孩用洗腦音樂唱道：「就連惡魔也不來此地。」窮山惡水裡的人們窮極無聊，各自碰壁，仍嘗試找出路。片尾，5人在烏克蘭資助人的幫助下，成功登頂喜馬拉雅山。喜悅沒維持太久，家鄉陷硝煙彈雨，烏克蘭全境遭襲。
艾莉莎不僅是記錄者，也曾是這群孩子，「我來自札波羅熱，頓巴斯是我鄰居。當我遇到這些孩子，發現他們不想重複父母的過去，他們是新一代頓巴斯人，他們想活著、想實現夢想。」
只是，她鏡頭下想活著實現夢想的孩子們，可能沒機會見到這部紀錄片問世。《戰火邊緣的青春》拍攝期間橫跨2019至2022年，期間經歷俄羅斯入侵烏克蘭，5人之中，3人被迫生活在俄占區。截至目前，2名男孩下落不明。
遭俄軍性侵 矢志會舉槍對抗
對艾莉莎和許多烏克蘭人而言，烏俄戰爭並非始於去年。2014年初，烏東爆發頓巴斯戰爭，烏軍與親俄的烏東民兵不斷交火，一般相信，莫斯科當時暗中支持親俄的烏東武裝勢力。同年，艾莉莎隻身赴烏克蘭東部頓內次克地區拍攝紀錄片，對象是烏克蘭前線志願部隊。當時她的男友、法國《解放報》記者史提芬（Stéphane Siohan，現為艾莉莎的丈夫）同在烏東工作，正忙於替報社供稿，2人分開行動。艾莉莎在一處遭親俄勢力控制的分離主義檢查站被攔下。
「我去拍攝烏克蘭士兵，一名計程車司機就指控我是烏克蘭軍隊一員。我解釋，我只是在拍紀錄片。然後我就被囚禁了。」
「我男友史提芬知道我被囚禁了。因為我該回到他身邊，而我沒有。他意識到有事發生了。許多外國記者陸續知道我被囚禁，這可能救了我的命—關押我的人知道，國際媒體認識我。他們不能殺我。」
「他們認為我是狙擊手。他們甚至還打了我。我聽到他們討論：『好吧，她沒有哭耶，那她一定是狙擊手。』」
他們為何判斷妳是狙擊手？
「他們覺得每個『與烏克蘭人站在一起的人』都是狙擊手。」
「他們說我是狙擊手、是間諜、是納粹，同時也是一名負責回報火砲座標的人員。他們把一些印著座標的紙張塞入我包包，栽贓我是一名協調員，指控我負責為烏克蘭軍隊發送座標。他們試圖藉此『證明』我是一名軍隊火砲協調員。」
他們甚至還打妳？
「是的，」艾莉莎左腳用力踢向右腳踝，「他們這樣踢我。」
「至少10人，但動手的主要是2人。他們把我帶到行政大樓審訊，過程非常漫長。」
「他們拿走一切，包括我的手機、所有筆記。他們瀏覽我手機訊息，從對話紀錄得知有張SD卡在史提芬那兒，我聽到他們一直討論：該如何拿到那張SD卡？」
「他們從我手機發現史提芬的旅館地址。他們想衝到那間旅館，奪走這張SD卡。」
「我一直沉默。我需要時間思考：該說什麼、不該說什麼。他們從我手機訊息得知我爸媽住札波羅熱，恐嚇我若再不說出那張SD卡的下落，就去找我家人和男友，把人關進地下室。他們會想盡辦法折磨我們，例如割掉我的耳朵。」
「我繼續沉默，他們威脅，如果我再不說，就把我交給一個車臣戰士。有個俄羅斯軍官強調：『妳能想像那戰士嗎？他在車臣殺過很多人。他會很高興地割掉妳的耳朵喔。』」
「他們看得出來我的立場親烏克蘭。我什麼都不願說，這令他們暴怒。他們審訊我直到深夜。然後那個俄羅斯軍官把我帶到他的公寓。」
「他強迫我脫去所有衣服，又對我說：『妳應該去浴室。』他要我把浴缸放滿水。他命令我躺上床，趴在我身上，試圖強暴我。我開始哭、求他停止。某個時刻，他停了下來。」
「我不知這傢伙的軍階。他的代號是格羅姆，俄文是『雷』的意思。格羅姆自稱是某情報部門負責人。」
「俄羅斯人想隱瞞他們在頓巴斯的事實。這個格羅姆，自稱來頓巴斯度假，是為了『幫助頓巴斯的人們對抗納粹政權』。他們明明一直在那兒（烏克蘭領土）。西方媒體沉默這麼久，都不敢指出事實。大家都假裝俄羅斯人不在那裡，但其實，他們一、直、就、在、那、裡。」
「所以，一切都很清楚了。對我來說，戰爭早在那個時候（2014年），就開始了。」
「我對自己承諾，如果戰爭有日籠罩烏克蘭，那麼，我將先放下攝影機。我會舉起槍。」
被囚禁4天後，艾莉莎被釋放了。帶著性暴力創傷，她武裝起自己，繼續往返基輔與前線，拍攝烏克蘭志願部隊。有些記憶揮之不去，例如被囚禁時，她曾見格羅姆故意當她的面，扔掉兩名烏克蘭女性的護照，藉此恐嚇艾莉莎若不「配合」，下場就如同她們。這2名烏克蘭女性比她被囚禁得更久、經歷更嚴重毆打。後來怎麼了？她們也經歷性暴力嗎？她不敢想。
尋找倖存者 組織內互相支持
艾莉莎被釋放後，並沒有報警，因為報警毫無意義—當時該區域已遭俄軍控制占領。近10年，她從不與家人討論性暴力經歷，「我不想給人帶來負擔、不想讓父母受到打擊。所以，這件事之於我，就像一個緊閉的櫃子。」
重提往事，艾莉莎情緒穩定，她總讓自己忙得停不下來，往返前線拍攝衝突，「我知道我做的事非常重要。我靠忙碌去填平傷口、逃避創傷。這很有效。只是，你需要一直逃、一直逃；如果停下來，『那個東西』就會來找你。」
2019年，她收到一封信，寄件人是與她同樣來自烏東的性暴力倖存者伊琳娜（Iryna Dovgan）。
2014年，52歲的伊琳娜只因公開揮舞烏克蘭國旗、替烏克蘭志願部隊送食物和衣服，就遭親俄武裝分子關押與性虐待。伊琳娜被綁在頓內次克廣場柱子上，脖頸被掛一塊「她殺害我們孩子」的牌子，遭人公開踢踹毆打。《紐約時報》記者Mauricio Lima拍下這一幕，照片公諸於世，武裝分子才在國際壓力下釋放伊琳娜。2019年起，伊琳娜領導烏克蘭性暴力倖存者的支持組織SEMA Ukraine，倡議各國不再容忍任何以性暴力作為戰爭武器的行為，並提供倖存者身心支持。伊琳娜邀請艾莉莎加入倡議行列。
「起初，我不想討論自己的創傷，但聽到她們的故事，我意識到：我需要幫助。於是我加入SEMA的行動。」艾莉莎說，4年以來，愈來愈多倖存者加入SEMA，「俄羅斯的侵略從2014年就開始了，許多烏克蘭婦女早在2014年就經歷戰爭性暴力。我們去了赫爾松，尋找倖存者，我們對話、我們記錄。」
儘管她至今仍無法和家人談論那段被拘禁的遭遇，卻已願意說出證言。她也曾參與SEMA提供的短期線上心理支持計畫，「老實說，短期心理輔導效果不佳…但倖存者們至少能組成網路，互相對話、支持，我認為這點最重要。」
SEMA小檔案
在斯瓦希利語中，SEMA的意思是「大聲說出來」。SEMA於2017年在瑞士日内瓦成立，是聲援全球戰爭性暴力倖存者的非營利組織。2018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剛果醫師慕克維格的基金會資助SEMA，目前已在全球二十多個國家建立服務據點。
SEMA致力凝聚全世界戰時性暴力倖存者、揭露衝突中性暴力的事實，倡議各國重視相關議題，盼結束國家機器對性暴力視而不見、有罪不罰的情況。SEMA成員曾在聯合國婦女地位委員會、人權理事會和聯合國大會發表談話，倡導關懷倖存者、將他們的聲音納入決策。
難面對創傷 因多種痛苦疊加
倖存近10年，艾莉莎從未接受正規心理治療。她掄起左拳，以右掌包覆左手，緊緊抱著兩個拳頭，解釋始終無法接受心理治療的原因，「經歷這麼多黑暗，如果我現在去看心理醫生，緊接著努力工作，我可能會死。」「若要我現在重新打開那個櫃子、把那些回憶拿出來，它們會毀掉我。所以，我寧可把痛苦打包。」
「現在我的情況是：一個創傷接著另一個創傷，這個痛苦連著那個痛苦，所有傷痛都黏在一起了…」她坦言：「我甚至無法選擇：該經歷哪一種？」
比戰爭性暴力更大的創傷，是戰友戰死。去年11月，艾莉莎離開烏東前線不久，趕赴歐洲各國出席SEMA活動，倡議歐盟重視烏克蘭戰爭性暴力議題，同時忙於剪輯《戰火邊緣的青春》。奔波勞碌之際，烏東前線傳來噩耗：她昔日戰友兼指揮官巴茲陣亡。她盯著手機，趴在旅館床上痛哭，小西奧跑過來抱住她：「媽媽，發生什麼事？」「媽媽，一切都會好起來的。」
「巴茲當場就死了，」她淡淡說：「俄羅斯人在頓巴斯埋很多地雷。巴茲開車誤觸地雷，當場被炸死。與他同車的副官活了下來，卻被炸得全身破碎，四肢都斷了。」
艾莉莎與巴茲熟識於2014年，彼時她前往烏東拍攝志願部隊，此後一直保持聯繫。去年2月烏俄開戰，艾莉莎沒有忘記當年承諾，主動聯繫巴茲，表明願加入部隊。「巴茲嘗試勸退我，最後他說：『好吧，誰叫妳是個固執的女孩。那妳來吧。』」艾莉莎安頓好家人，隻身奔赴烏東前線，同時扛起攝影機與槍。
前線錄影音 寫下母子訣別書
史提芬接受我們視訊訪談，提及他支持妻子上前線，曾引來閒言碎語，「他們告訴我：『史提芬，你怎能接受妻子做這種決定？』」史提芬哭笑不得，「這種想法很怪，好像作為男人，你就有權力告訴伴侶：她該做什麼決定。」
史提芬甚至遭報社同事質疑「支持烏克蘭妻子去烏東戰鬥」可能會影響他的新聞專業判斷。對此他回應：「哈囉，我比你們所有人都更專業。我的愛人是軍隊裡的一名士兵，這非但不會讓我成為支持烏克蘭軍隊的激進分子，反而讓我比其他記者擁有更多觀察機會，我與成千上萬烏克蘭人分享非常親密的經歷：恐懼失去所愛。」
「我老早知道，艾莉莎很可能參軍。」史提芬與艾莉莎相識於2013年，他形容妻子是理想主義者，「承平時期，大家都可以說自己多麼勇敢。但到了戰爭時刻，並不是所有人都如同自己所稱的那樣勇敢。而我妻子勇敢正直、意志堅強。」
「如果我告訴你，我妻子決定參軍，而我感到很高興，那我就是在撒謊。」史提芬坦言：「她是我兒子的媽媽、我最愛的人，如今她做出一個可能危及我們家庭的決定，她可能永遠不會回來。但另方面，我也明白，如果她無法自由做決定，即使烏克蘭贏了這場戰爭，她也永遠不會快樂。我們都非常重視自由。」
史提芬回憶，當艾莉莎決定奔赴前線，他決定不隱藏任何事實，以簡單語彙如實告知小西奧：「媽媽決定去前線拍攝，這一如她平日的工作。」5歲兒並未哭鬧，只是有時會偷偷告訴史提芬：想念媽媽、害怕媽媽再也不回來了。
「如果今天我不戰鬥，明天我可能無法拍電影、無法書寫。」艾莉莎清楚前線惡寒、戰況膠著，也明白可能從此與所愛之人天人永隔；她從戰地錄下許多影音，有些發給兒子，有些存在雲端，那是日記，是情書，也可能是母子訣別書。
前線網路不穩，她得抓緊時間，趁網路還沒斷，或星鏈（Starlink）尚能運作時，和西奧通話。她還寫了許多信給未來的西奧，「兒子年紀太小，許多事我現在不能對他說，但萬一我死了，當他成為青少年，人生有疑惑，可以閱讀我留下的文字。我寫給兒子的信，並不直接關於戰爭，而是關於愛、關於感受，例如『人們如何理解和感受戰爭』『我們如何與他人交流』。」
她有時寫1大篇，有時只有2、3句，例如：「今晚我睡在戰壕裡。我做了一個關於你的美麗的夢，夢見我們一起游泳、一起看星星。」
艾莉莎在戰區待了4個月，彼時部隊裡只有3名女性，其中2人是醫務兵，她是唯一女性步兵，「女生通常不會加入步兵，因為必須帶槍跑步，有時還得在泥裡打滾。我加入步兵，是因完全信任巴茲。只要有他，我願意加入步兵、甚至砲兵。」
在此之前，艾莉莎沒受過軍事訓練，為了戰鬥，她自願學習射擊。她分析：「如果妳沒有特殊疾病、心臟沒問題、擁有良好身體形態，那就足堪去戰鬥。我當時已在前線，不需每天扛槍跑20公里，當然，若有反攻行動，任務可能非常繁重，2天後，你會感覺槍枝變得非常重…」她坦言，女性體能有先天限制，「軍隊不會要求女生攜帶迫擊砲，因為實在太重了。」
悼已逝同袍 續透過電影發聲
「部隊生命取決於指揮官。巴茲是我認識最勇敢、經驗最豐富的指揮官之一，他關心士兵，像所有士兵的爸爸，有時我們又會互相開玩笑。有次猛烈砲擊，大家躲起來，他卻待在外頭。後來他說，希望我完成我的電影，不想讓我死在戰壕裡。」巴茲勸她暫時離開前線，她放下槍，重拾紀錄片工作，數月後，前線傳回巴茲死訊。「我本該要在巴茲的部隊戰鬥的…」巴茲戰死時年僅52歲，如果留在他的部隊，艾莉莎也許已經死了。
截稿前，艾莉莎夫婦正在荷蘭出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影展（IDFA），我們約好視訊聊近況，艾莉莎說，她父母來訊，前晚基輔又遭空襲，導彈落在家附近，西奧彷彿已訓練有素，乖乖爬進浴缸。只是提及巴茲，向來淡定的艾莉莎忽然哇地哭了，視訊那端，她把頭埋進雙手：「我拖了好久，就是不敢去看他…」
「我總覺得，如果見到他的墳墓，那一刻，就真的確定他已經離開了…」死訊已傳來幾個月了，但艾莉莎似乎還沒完全接受。直到今年八月，她才鼓起勇氣去見巴茲，「他是個無所畏懼的指揮官。但也許，他就是太無所畏懼了…」
她傳來照片，「這是巴茲的墳墓。」只見墳前長出大朵玫瑰，墳頭被人放了一隻泰迪熊，大面烏克蘭國旗飄揚。遺照裡巴茲身著迷彩服，直視鏡頭微笑。去看巴茲時，她特地帶上一紙《戰火邊緣的青春》在奧德薩國際電影節獲頒最佳人權類紀錄片的獎狀，她忍不住想，巴茲若還在世，一定邀他來看電影，巴茲可能會吐槽：「傻孩子，比起拿槍，妳還是更擅長拍電影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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