緣道觀音廟有段時期香火鼎盛，是知名打卡景點，不過許多人前去後紛紛感覺這間廟「什麼都要錢」；加上疫情期間有黑衣人道觀音廟追債，盛況不若以往。此外，近年信奉緣道觀音廟信徒也愈來愈少，但舊信徒難以離開，「除李善單洗腦我們，他做的一切都是修法外，借出去的錢多半都預繳成學費。加上真心求佛，當李善單說『離開就再也無法成佛』，很多師兄姐真的心生恐懼。」A先生感嘆，因為恐懼，許多人的人生正面臨崩塌。前幾年，李善單獨斷告知所有員工該月只領7成薪；疫情後成常態且持續迄今。「他給現金，薪資條也寫得很含糊，有些員工甚至沒有最低工資。」不僅如此，李善單還要信徒申請紓困貸款供他使用。據了解，許多員工每月僅兩天休假，就算有假，也可因李善單一句話就取消，甚至有同仁父母親往生，也只給一天喪假。「不能休假，就沒有社交。所以進來的人無法走出去，因為社會能力已經退化、無法跟社會接軌。員工的年齡層，4、50歲就占7、8成。」
新興型宗教 財色糾葛多
從少龍到李善單，以佛教為主的新興宗教總與財色侵害糾葛不斷。回頭深究，有跡可循。
漢人社會因印刷術出現、經濟能力提升，唐朝後各宗教發展就走向民間化的道路。丁仁傑的研究指出，民間教派通常都有自己依循的獨立傳承，其中打坐常結合武術、氣功與醫療，信徒多認為教主有特殊能力跟出身，參與是為了與有終極救贖功能的神明有連結。解嚴前，基本沒有新興宗教創立，但為區別共產黨的文化大革命，國民黨一定程度保留地方宗教活動自主性，承認有助政權正當性維繫的團體，也特許遷台官員成立新興宗教團體。1970年後，統治結構鬆動，新的教派團體開始出現，解嚴後以教團形式發展，原本配合國民黨統治結構的宗教團體，如中國佛教會、中國道教會，特別活躍且具動員能力，李善單師承的佛乘宗創辦人羅雷，即曾是中國佛教會委員。
丁仁傑解釋，漢人社會教派性的宗教活動，長期受到政治控制與壓抑，相較於同時期的西歐、日本和印度，較少機會可以發展到組織規模成熟的階段，解嚴前後，這些教團在工業化與都市化發展中具邏輯性、普遍的救贖概念、對個人此世修行能達成的境界有更高期許，呼應農村轉型至工業社會時，民眾對重建生活秩序與意義感的需求。在此前提下，教團的大型造勢，通常以教主言論與神通力的展演為核心，更強化了獨有的動員管道跟組織運作模式。加上媒體解禁，也使他們能運用各種媒體形式進行傳播和建立公共形象。慈濟、佛光山等，亦是類似活動模式，同時發展出以社會慈善拉近與信徒距離的組織手段。
社會學家瞿海源針對新興宗教的研究也發現，台灣經濟發展特徵在於市場經濟的建立，在自由化過程中，因為經濟發展的緣故，間接影響宗教經營商品化。如將商品加以宗教處理提高價值，甚至成立基金會，以非營利為表，實則是為了增加獲利能力。他觀察，這類宗教多出現在都市地區，顯示宗教成為提供個體安頓與支持的特徵。當自由化、市場化長時間為個人帶來不穩定感，新興宗教發展的空間就愈大。雖非所有人都會因此皈依宗教，但若自我較空虛、又習於威權戒嚴的服從感，就容易發生追隨魅力領袖的情況。
求證李善單 聯繫無回應
H先生一直想知道人生的意義，當初跟隨李善單，聽他說佛法的「慈悲心」「勿貪嗔」，以為可以支撐生活，「但回想起來他說的只是雞湯，讓我們產生自我說服。」決定挺身揭露，是希望李善單悔改，「不給錢就說信徒會下地獄，根本是情緒勒索。每天都在講佛法，卻一直騙人，不累嗎？」
李善單累嗎？去電大緣精舍欲向其求證欠債與性侵，電話那頭支吾一陣，說「沒有人聯繫得上他」。但原向弟子夸言，戒律中不禁菸，因抽菸如燃香，能與神佛相通，且他的肺能自淨一切毒素的李善單，仍在直播中跟弟子索討——他的肺布滿癌細胞、正處於大危情況，必須住院、需要大護法，「目標共4000＃（＃為萬），以100＃為單位，事情很簡單，做與不做而已。」畫面裡的背景不是醫院，他仍手持香菸，而留言裡，依舊有人附和。
★ 《鏡週刊》關心您：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騷擾，請立刻撥打110報案，再尋求113專線，求助專業社工人員。
★《鏡週刊》關心您：抽菸有害身心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