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子賢分析，此刻面對的匯率風波不同於1985年的廣場協議，回顧廣場協議的背景歷史，來自於1974年的中東戰爭，帶來了石油危機，引發了歐、日、美先進經濟體的大型通貨膨脹，美國強勢主導限制美元的貨幣發行（也就是大幅升值美元），甚至拉抬美元利率來到20 %來對付通膨，在經濟史上被稱為「伏克爾衝擊」。「此舉雖有效地控制了通膨，卻也引發了經濟衰退」童子賢提醒。
由於外界提及「廣場協議」時，多會聯想到日本因此經歷了長達30年的出口不振，對廣場協議的恐懼油然而生，童子賢分析，應該要進一步思考的是，當年德國也有參加廣場協議、德國馬克也同步升值，但德國的出口產業在隨後的30年並未衰退。他認為，匯率的確很重要，但也應視為國家產業興旺或衰退的其中一個因素而已，並不是唯一的絕對因素。
童子賢指出「雖然經濟追求進步，但是也要講求平衡，台灣若只重視硬體，不重視軟體，只重視出口而不重視內需，終究也有『失去平衡』的風險。台灣從50年前的窮，轉變爲50年後的富，當然是好事，然而分析其中由窮轉富的關鍵，製造業出口功不可沒。」
剖析台灣目前的發展狀況，童子賢點出「現在的台灣也到了調整體質的時候，台灣不能一味壓低匯率只重出口，過去5年台灣受惠於出口暢旺已累積龐大的順差，同時累積了台幣自然而然升值的壓力，倘若只重視出口而把大量的「國際貿易出超（貿易順差）」視為貿易戰場的勝利，恐淪為19世紀落伍的「重商主義」過氣思維。
至於短暫的熱錢湧入、帶來瞬間的台幣升值，童子賢表示目前還沒有太擔心，也打趣說道「熱錢進來了，叫它禿鷹也好、候鳥也罷，牠只是暫時停留，可能很快就飛走了。」但也提醒，轉變若來得太快，仍可能造成衝擊，還是要用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謹慎應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