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犯罪側寫有嚴謹的理論基礎，它非常耗費時間與人力。即使只有我一個犯罪心理學家進去，也要看非常多資料。這麼耗資本的工作，對警察來說容易執行嗎？當然不容易。警察會認為『我只要用監視器抓到就好了』。所以你會發現，現在台灣破案愈來愈依賴監視器。這是一體兩面：一方面我們應該高興，因為治安很好；但另一方面，Profile技術也因此不再被重視。」
「鑑定不是萬能的，只能盡量拼湊真相」
葉怡伶補充，「科技偵查」是警大教育課程的趨勢，但科技偵查可以幫忙偵破案情，卻沒辦法理解人為什麼犯罪，她的警大學生群組裡，一天到晚有人問：「『老師，我今天遇到一個人，他看起來像有某種精神疾病，我要怎麼跟他相處？我要怎麼面對他？』我們的學生在第一線，不知道怎麼面對這些人。」她更進一步補充，鑑識科學是一門應用科學，要盡可能地跨領域，她老是被問自己的專業是犯罪心理，為什麼加入法醫學會、鑑識學會？「成為愈科學的人，愈能知道科學有其限制。人類行為科學並沒有所謂的『100％』確定性，因此需要以更科學的方式，透過大量行為統計的結果來進行推論（例如犯罪剖繪）。」
而那也是翁德怡開設「國民法官必備之基礎鑑識科學」課程的初心，翁德怡原本是位埋首實驗室、醉心於研究的醫師兼毒物學家，會「跨界」開設國民法官通識課，是受長年致力於冤案平反的法醫所前輩李俊億教授感召，蘇建和案、鄭性澤案，讓她感受到法醫可能決定一個人的命運，也提醒未來的國民法官，科學鑑定有其侷限。
「真相只有一個，但真相只有加害者與被害者知道，有時甚至連被害者也不知道原因，只能靠科學鑑識盡量拼湊出真相。」她尊重專業，但也知道專家未必永遠正確，鑑定始終是團隊合作，「鑑定絕對不是萬能的。雖然鑑定有許多有趣之處，但同時也存在許多弱點，因為它所獲得的只是一些片段的『點』，而人的故事本質上是連續的。因此，鑑定者必須運用自身的知識去填補那些無法連貫的部分；然而這些以知識推測補足的內容，未必能完全確立。這一點，是每一位鑑定人以及所有參與鑑定過程的人，都應該時刻記得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