盧郁佳書評〈受苦的人沒有悲觀的權利──《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全文朗讀
讀物有它的碳里程足跡，產地離讀者越遠，讀者幻想與誤解的成分似乎越高。為此去年我立志今年在本專欄只推薦台灣作品，但雄心壯志立刻碰壁：有些小說我讀了覺得它的心事好難猜，為何它對主題論述得那麼含糊空泛，為什麼它的意見像遭受拷問一樣堅不吐實。書中大量瑣碎的細節傾瀉而下，毫無組織，不構成意義，雪崩把讀者埋死了動彈不得。作者深怕洩漏半點線索，防範得滴水不漏，以至讀者讀完還是沒頭緒。似乎在作者眼中，讀者是殺人魔追來了，只要讀者破門而入，作者就會在後牆畫一道門打開它，再逃進下一個房間，設法把祕密藏得更深更安全。這故事它在說什麼？為什麼它要這麼說？它想說什麼而沒說出來？如果我沒辦法回答這些疑問，那麼這些本土書對我也是脫節的一部分。
比起好萊塢佳作的明確有力，一些隱晦的本土小說需要讀者耐心披金瀝沙，反覆過濾書中資訊。我用兩週讀一本，勤做筆記，思考整理，還是破局。幾次以後，我灰頭土臉回到一本翻譯書面前──日本哲學家柄谷行人的《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
不是明治以前沒有風景，而是以前大家看風景，有看沒有到
什麼叫「風景的發現」？不是明治以前沒有風景，而是以前大家看風景，有看沒有到。看到的不是風景，而是概念，是古代吟詠這些風景的詩文。例如台灣教育部課綱審查小組爭論文言文應占課文多少比例，國台辦發言人安峰山出來告訴大家學文言文的好處，是可以讚嘆風景之美，看到夕陽就想到「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像這樣安峰山就示範了怎麼當一個乖巧的古代人，眼睛看不到今天的夕陽，而是在瀏覽腦中背過的詩文。今天你看到什麼樣的夕陽不重要，在西元675年的那個黃昏，王勃看到的夕陽才重要。柄谷行人說：「傳統的日本花鳥畫，女郎花底下一定要配鵪鶉，有蘆葦就得畫雁。」中國水墨畫為什麼常畫貓咪撲蝴蝶，因為貓蝶圖諧音耄耋，七十歲叫耄，八十歲叫耋，買畫是送人祝長壽；牡丹就是花開富貴，大象馱如意就是吉祥如意。日本把斧頭、古琴、菊花連起來諧音「聽到好事」，是一種傳統圖案。這些長輩圖，外表是花鳥靜物，但是大家看它只看到吉祥話。有本書叫《雲水一年》，描述二十世紀日本僧侶的職前訓練，見習生吃睡誦經打掃一舉一動都要遵守幾百年前傳來的規矩，把你的個人意志徹底洗腦剝奪了。能樂、歌舞伎也都墨守成規。像這樣照本宣科，按章辦理，畫地為牢沒人覺得不對勁，好像崔健〈快讓我在這雪地上撒點野〉的歌詞說「因為我的病就是沒有感覺」。
明治時期有了感覺。笑的人看山，覺得山在笑；哭的人看山，覺得山在哭。作家不說自己哭，說山在哭，讀者却以為哭的是山而不是人，通通擠著去看山，跟山拍照打卡，產生了風景名勝。作家偷天換日，柄谷行人氣的是本末倒置。作家從外界轉向自己的內心，開始寫私小說，田山花袋《棉被》寫自己已婚暗戀女學生的痛苦，島崎藤村《新生》寫自己外遇姪女的醜聞風暴，看外界是鬼影幢幢，別人怎麼想都不得而知。這可說是情緒創傷導致的自我封閉孤立，創傷是什麼？是自由民權運動的挫敗。
柄谷行人回顧日本近代作家，既是社會的加害人，也是國家的受害人
江戶後期以富國強兵口號逐年增稅，使窮鄉更窮。秩父產絲，受外銷歐洲生絲價格暴跌影響，農家每年靠借貸買米麥日用品，受高利貸盤剝。秩父農民要求減少雜稅，對政府延遲償債，武裝起義蔓延到鄰近群馬縣、長野縣城鄉，掀起數千人動亂。明治政府當時準備立憲、組議會，立刻派兵鎮壓，激起秋田、福島、高田等遍地烽火，茨城縣民兵更喊出「完全立憲」、「專制政府是自由的敵人」武裝起義對抗政府。政府派列車運送軍警憲兵部隊擊潰農民，事後處罰1萬4千人，處死7人。自由民權運動被鎮壓了，過去各地領主保謢農民的共同體，改造為政商集團和農民工人對立，展開殖民琉球、北海道、朝鮮、台灣、滿洲。日本在憲法、議會的掩護下，走向剝削，封殺了馬克斯主義的政治小說，成了孤僻封閉私小說的溫床；而沒有私小說作為共犯，極權政府也無法成立。《日本近代文學的起源》書名就是在回應漢娜鄂蘭《極權主義的起源》，柄谷行人談日本近代文學何以成為可能，要談的正是日本極權主義何以成為可能。
轉型正義是用來解決當代問題的。柄谷行人回顧日本近代作家，既是社會的加害人，也是國家的受害人。不是說他們好或不好，就如現在人們譴責余光中在白色恐怖時代栽贓陷害作家，是透過反省去定義，現在政府不可以再讓活著的人那麼活。當年柄谷行人參與反安保學運後沉潛文學批評，歐洲知識分子參政挫敗後躲回書房寫哲學是他的鏡子，日本自由民權運動失敗後近代作家躲入私小說也是他的鏡子，他想的不是給死人定功過，是盤算自己今後怎麼活。在問題被指出以前，所有參與者都是無罪的受害者。但是有人指出問題以後，就面臨抉擇。柄谷行人後來就投身了評論與社會運動，去爭取改革解決問題的權力。三十年後來看，此書分析仍然充滿想像力，火花四射，對話且映照出古今日本評論者的精彩論點。每一章都可獨立擴張成專書，研讀者可以拿它當習題，自己走一遍他的研究旅程。但是本書翻譯可以更好。
對我來說，台灣一本本難懂的小說，背後都有個血淚斑斑的「＃Me Too」
日本近代作家一生竭盡所能，留下的也並非毀譽，而是戰鬥的身影。他們成功，他們失敗，他們的失敗在一百年後成功，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們面對了自己的戰鬥。此刻金球獎頒獎典禮以反性侵犯為服裝和演說節目主題，美國人正在面對「＃Me Too」對抗性侵犯的戰鬥，台灣遍地耳語但無人能公開「＃Me Too」：不只我被性侵害是「＃Me Too」，其實我被上司霸凌是「＃Me Too」，我參與了分贓共謀也是「＃Me Too」。對我來說，台灣一本本難懂的小說，背後都有個血淚斑斑的「＃Me Too」，藏了起來還沒有說出。
大正時期末年，小說、報紙、課本用了白話文。到昭和，學術語言也用白話文。到二戰後，公文、法令、詔書都用白話文了。到今天，台灣法院的判決書，仍然講究用一些普通人看不懂的冷僻怪字來表示它的威嚴不容侵犯，放在日本來看這就是二戰前的狀態吧。日本近代文學的困境，也在考驗著當代台灣的作者與讀者。台灣的憲法許多條文都是凍結狀態，法律多沿襲清朝，現在才要從古代走向近代立憲。三年前，大法官釋憲宣告集遊法違憲，違憲三年後，政府依然擺著不修法。集遊法規定禁制區三百公尺，今年總統府周圍居然劃了方圓一公里的禁制區，政府堂而皇之違法，誰下的命令？誰職責該把關却讓它放行？沒有半個人得出來負責。去年大法官釋憲，宣告民法反同婚違憲，違憲都拖過了一年仍不修法，因為蔡英文總統說連她的長輩都不認同同婚，所以不修。是說，為什麼長輩的位階她可以拿來超越憲法啊？顯然憲法也好，大法官會議也好，在台灣都只是裝飾，除了營造民主法治的假象以外沒屁用。這些重度傷害，將把台灣文學美麗的頭顱掛在權貴的晚宴廳牆上做成裝飾品，或是身為獵物仍能挑戰命運？
本文作者─盧郁佳
曾任《自由時報》主編、台北之音電台主持人、《Premiere首映》雜誌總編輯、《明日報》主編、《蘋果日報》主編、金石堂書店行銷總監，現全職寫作。曾獲《聯合報》等文學獎，著有《帽田雪人》、《愛比死更冷》等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