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書評〈凝視深淵的愛──《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全文朗讀
罪犯的家庭往往既得承認孩子做了壞事，又無論如何得繼續愛他，兩者都很難。有些人放棄了愛，有些人則假裝沒看見孩子的惡行。……但罪人與罪行無法輕易切割，愛一個罪人，就是愛著這個人與他的罪。有人既看見也承認所愛之人黑暗的一面，且反因這樣的認知而更愛對方，……一如李爾王小女兒寇蒂莉亞的愛，既黑暗又真實，既包容又犧牲自我。（《背離親緣》下冊p.259）
《背離親緣》裡所討論的家庭狀況，無論侏儒症、自閉症、聽障、思覺失調……沒有一個是輕鬆的，所羅門指出，這些父母往往會同時感受到愛與絕望，並且不時在矛盾的情感中糾結著。但是，在各種未曾準備好的處境之中，身為「罪犯」的父母，要面對的絕望感恐怕是最複雜的。畢竟沒有人會主張人能夠自行選擇要不要得到侏儒症，或是「靠著意志擺脫唐氏症」（《背離親緣》下冊，p.256），但對於犯罪與否，我們多半認為是基於自由意志決定的。於是當青少年犯下重大罪行，父母必然責無旁貸，甚至會被懷疑不是疏於管教、就是虐待子女。
但若他們並未如社會所想像的那般怠忽職守，卻成為震驚世界的校園槍擊案中槍手的父母，又會是什麼樣的處境？除了承受巨大的輿論壓力，這些父母還必須面對一個更殘酷的挑戰，那就是該如何重新認識這個陌生的孩子？如何在絕望之餘，還能保有原本的愛？蘇．克萊伯德花了十餘年的時間讓我們看見的，正是愛與絕望並存的可能。《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是蘇在科倫拜事件的悲劇之後，用餘生寫下的，一部關於愛與黑暗的長篇敘事，非常疼痛，卻也非常真實。
科倫拜校園屠殺事件，曾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殘酷的校園屠殺慘案
蘇的兒子狄倫與朋友艾瑞克．哈里斯（Eric Harris）所犯下的科倫拜校園屠殺事件，曾被視為美國歷史上最殘酷的校園屠殺慘案，不只影響後續若干校園殺手與無差別殺人案，更引發美國有關校園霸凌、槍枝管制、流行文化與暴力電玩的各種論辯。
表面上的種種證據看來，狄倫與艾瑞克的暴行，似乎並未背離過往對於青少年犯罪的認知：他們在學校受到排擠、迷戀暴力電玩遊戲、私藏大量槍枝彈藥，在被霸凌與憤怒絕望感的驅使下，才造成不可挽回之悲劇。過往探討科倫拜事件的電影和紀錄片，多半亦著眼於此。例如麥可．摩爾（Michael Moore）的紀錄片《科倫拜校園事件》，就意在討論槍枝管制與暴力犯罪之間的關係，並凸顯槍枝販賣的背後，乃是灌輸恐懼的消費模式。葛斯．范桑（Gus Van Sant）的《大象》則試圖將視野放回校園空間，交織著各種暴力發生之前，看似平靜的碎裂日常。
至於法蘭克．貝拉迪（Franco ‘Bifo’ Berardi）在《英雄》一書中，則主張應把精神病理學看成「廣泛蔓延的受苦形式」（《英雄》，p.74），並據此認為葛斯．范桑的電影觸及了兩人犯罪時的痛苦，以及「對尋求溫柔感受的困惑，他們的挫折與寂寞，一路開展到他們最後的自我毀滅行為。」（p.73）貝拉迪並認為兩人的犯行與資本主義和數位時代，年輕人在人格形成階段時持續與機器互動，造成同理心與感性的鈍化有關，大屠殺的背後其實是「新自由主義意義底下想贏一時的一種自殺形式。」（p.80）
既是一個母親的自白，也同時是一個關於人如何面對重大創傷的故事
這些觀察與詮釋的角度，固然都可提供思考青少年犯罪、大屠殺、無差別殺人等議題的重要面向，但事實卻可能遠比這些切入的角度更加複雜難解，就連艾瑞克和狄倫兩人的狀況，是否適合等同視之，一併放入廣義的「挫折、寂寞與脆弱」而走向自我毀滅之途，都還有商榷的空間。
因此，在眾多試圖詮釋與解答校園屠殺、隨機殺人現象的作品中，《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之出現，無疑具有重要的意義。它既是一個母親的自白，也同時是一個關於人如何面對重大創傷的故事，當世界在你面前崩解，所有過往相信與建立的一切全都被毀滅，人該如何活下去？這不僅是對所羅門在《背離親緣》中，有關罪犯父母處境之描繪的擴大與延續；書中對狄倫成長過程之回顧，更對「人何以犯罪」提供了不一樣的觀照視角。
蘇這位殺手母親的自白，顛覆了我們對於重大犯罪必然源於失能原生家庭之預設想像。出乎眾人意料的，這不但是一個再普通不過的中產家庭，從日記的片段和她充滿困惑與悲慟的陳述之中，在在可以看出從事特教相關工作的蘇，還是一個對子女教養非常用心的母親──當然，任何人都可能用結果論回頭指責，既然發生了這麼嚴重的殺戮，這對父母的教養必然哪裡出了問題──這也是蘇花了十幾年的時間試圖解開的糾結：到底是哪裡出了問題？你的孩子花了這麼長的時間策畫自殺與殺人，你怎麼可能不知道？
兒子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彷彿王爾德筆下格雷的畫像
後見之明的我們，固然可以根據這位母親提供的蛛絲馬跡，舉證歷歷地指出她疏忽之處，但如果面對我們從來不曾懷疑過的親人，而對方又刻意隱瞞自己的內心，誰又有把握絕對可以明察秋毫、防患未然？事實上，儘管線索不多，就連被視為主謀的艾瑞克，他的父母也絕非將子女置之不理的類型。狄倫和艾瑞克曾在高三時偷竊一輛廂型車上的電子設備，雙方父母在案發後的討論，哈里斯太太就明確表示要立刻「替他尋求專業協助」（p.231）。事實上，他們也確實這麼做了，但答案很明顯：心理治療與精神科藥物，終究沒能擋下艾瑞克的計畫。
這是何以蘇在TED的演講中，憂傷地感嘆：「我們其實不知道或不能控制，我們所愛之人的思想與感覺。」這並非卸責或放棄努力，而是指出一個更深沉與陰暗的事實：無論我們如何深愛自己的孩子或家人，許多時候，仍然只能看見他們願意透露的自我；或者就算看見了，也有許多無能為力的時刻。這是因為人心與其作為，都遠比想像中還複雜。
書中有段令人印象深刻的敘述，蘇形容自己看到兩人執行殺戮之前陸續拍攝的，充滿仇恨、憤怒與暴力話語的「地下室錄影帶」，以及校園屠殺影像的衝擊，兒子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彷彿王爾德筆下格雷的畫像，俊美的形象被醜陋而邪惡的表情取代；但對她來說，更難以釋懷的影像其實是他們在狄倫參加畢業舞會前拍下的畫面：他滿臉笑容地朝攝影機後方的父親扔小雪球，在舞伴羅賓身上別上玫瑰，兩人害羞地朝鏡頭微笑的樣子。「若把這段影像給大家看，會更具啟發性，也更令人恐懼，走投無路的人竟能如此高明地隱藏內心真實的感受與意圖」（p.176）──此刻距離他在筆記中寫下憂鬱絕望的文字已經兩年，而距離大屠殺的日期，只剩三天。
將兇手的形象刻板化，或許能讓許多人較為安心
同樣擅長高明隱藏的，自然還有艾瑞克。有些專家根據兩人留下來的筆記與影像，判斷艾瑞克可能是缺乏同理心與道德感的精神病態者（註1），狄倫則可能是憂鬱症加上精神分裂型人格違常（p.192-193，199），這說明了為何艾瑞克和狄倫在偷竊後接受「轉向輔導」時甚至可以提前結業，並被諮商師評估為預後良好。精神病態者往往擅長操縱人心，甚至可能深具魅力。艾瑞克的筆記黑暗暴力無比，但他們兩人並非如同某些報導所呈現的刻板殺手形象：全然孤立、沒有任何朋友，終日沉迷電玩，最後才相濡以沫地走上絕路。
因此，與其說《我的孩子是兇手：一個母親的自白》一書，試圖以加害者家屬的身分提出不同於輿論和媒體所塑造的殺人犯形象，不如說蘇想藉由那同樣真實存在過的，一個母親眼中的狄倫，提醒社會大眾，將兇手的形象刻板化或許能讓許多人較為安心，認為科倫拜事件只是特例，和多數人的生活無關，但真相卻是：「人心其實更為脆弱，且不是三言兩語就能釐清。」（p.91）任何人碰上了蘇的處境，都未必能阻止悲劇發生，因為如同當代許多犯罪研究所強調的，將犯罪完全視為個人意志或社會責任，都是充滿偏狹與盲點的迷思。
湯姆‧蓋許（Tom Gash）就曾在《被誤解的犯罪學》一書中，以眾多實例論證「我們對於犯罪、人性和社會許多根深蒂固的信念，根本毫無依據。」（p.20）而在眾多迷思中，最核心的兩套模式，就是「英雄與壞人」以及「受害者與生存者」，前者認為犯罪乃是基於個人道德的墮落，後者則主張犯罪常是受到不利的環境影響。這兩種主流觀點固然都提供了部分的答案，卻也同樣有著巨大的局限，輕易就可找出無數例外狀況否定上述模式。若僅執著其中一種觀點，用單一的理解框架套用在不同的個案身上，往往都是見樹不見林。
她的愛包含了那些摺痕，包含了男孩與他的罪、他的惡
如同蓋許所提醒的，「人的環境和經驗會以複雜的方式，進而和他們的生物性相互影響，其實很難理得清楚其中脈絡。當我們試圖解開這個交錯的網絡時，其實我們對什麼都不確定。唯一能確定的是我們的經驗、社會脈絡和其間的互動都具有重要性」（p.198），他認為我們太常假設犯罪是一個實體，彷彿一個醫學上可以定義的症候群（p.185），但很多犯罪行為往下挖掘，就會發現它們彼此不見得那麼相似。犯罪不是單一概念，犯罪者更不是。我們可以把所有校園槍擊或是隨機殺人案放在一起討論，但不表示它們背後的成因適合用同樣的框架來描摹，更難以輕易將原因全盤歸咎於個人、社會或家庭。
更可能的狀況是，我們永遠無法釐清所謂的真相。人性深不可測，宛若無底的黑暗深淵，深淵裡打撈上來的，可能是絕望、憂鬱、脆弱、創傷與暴力，也可能是純然的惡意──我們不得不承認，世界上有些犯罪與犯罪者，並不總是基於家庭社會的失能──但更多時候，它們可能混生成更混沌難明的存在，人原來可以在絕望求死的同時又嚮往愛，在暴力殺戮之中又保有一絲同情。這個事實令人不愉快，也可能滋生出新的恐懼，但否認它，並無法讓我們更靠近真相。
就像蘇在〈後記〉中，以狄倫喜愛的摺紙做的形容，一張方形的紙，如同變魔術一般瞬間變成新的樣貌，而每一個成品之中，都隱含著無數複雜與不可知的摺痕。科倫拜事件對她而言也是如此，她必須「看著一個男孩化為禽獸，然後再回到男孩的模樣。」（p.318）對很多人來說，男孩的模樣就算再度攤平，也不再是沒有摺痕的那張紙了。但身為男孩的母親，那每一個不可知的摺痕，都是她用盡餘生想要理解的軌跡，她的愛包含了那些摺痕，包含了男孩與他的罪、他的惡，那是凝視深淵的愛。
本文作者─黃宗潔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系學士、國文學系碩、博士。長期關心動物議題，喜歡讀字甚過寫字的雜食性閱讀動物。著有《生命倫理的建構》、《當代台灣文學的家族書寫──以認同為中心的探討》、《牠鄉何處？城市‧動物與文學》。現任國立東華大學華文文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