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嘉良1971年出生於新加坡，家境清寒，由外婆與母親將他和妹妹拉拔長大。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只知道他是日本人，但日本人卻正也是外婆最痛恨的人。
「1980年代，家裡很窮，我母親她有四個姊妹，她們都很窮，所以我母親被迫不能讀書，賣身給日本人。」
1984年4月，紀嘉良生日。母親問他想要什麼生日禮物，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被問這個問題，他不假思索的回答「想要一台相機。」要幹什麼？「妹妹跟我、跟媽媽，我想要合拍一張照片。因為我們在學校，同學都可以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大家都會合拍照片。大家都會把照片拿去跟老師交談，關於家裡的週末做什麼事情。我從來都沒有這種機會。」
13歲生日，紀嘉良終於拿到母親為他買的人生第一台相機，但他、母親、和妹妹與一張全家福照片之間，卻依舊不只一個快門的距離。他的母親為了工作必須早出晚歸甚至經常不回家，全家因此極少團圓。紀嘉良耐心等待機會，心想總有一天媽媽會回家，總有一天他和妹妹與婆婆就可以和媽媽合照，完成他從小的願望。沒想到4個月後，8月的某一天，在學校的紀嘉良接到消息，立刻趕至醫院。
「我母親在工作的時候倒下，」紀嘉良說，「48小時內去世，癌症。」
母親33歲驟逝，留下13歲的紀嘉良，和他才5歲的妹妹。他從一開始不懂什麼是癌症、不懂什麼是死亡，最後覺悟到生命短暫，很多事情如果現在不做，只能一輩子後悔。從此他開始用相機記錄下身邊一切，妹妹、外婆、阿姨，都成為他快門的主角，彷彿多沖洗出一張家人的照片，記憶中母親的輪廓就更清晰一點。
中學畢業後，紀嘉良開始在新加坡的日本工廠打工。製作卡式錄音帶。每天踏入工廠，如同進入另一個世界，和日本有關的一切都是如此完美。他無法停止好奇，明明都是亞洲人，為什麼僅僅說著不同的語言，就讓兩國人民和文化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此時的他崇拜甚至迷戀日本，並在22歲那年，終於存夠了錢，服完兵役後就到日本留學。
紀嘉良原本只想在東京住一年，之後就回新加坡當導遊，沒想到他在日本交了女朋友，數年後兩人不顧女方父母的反對結為夫妻。但在他28、29歲時，紀嘉良事業起飛，三不五時就得到義大利、紐約、巴黎工作，他的時間和能量幾乎全給了攝影，忽略了妻子的關懷與愛，婚姻自此開始變質。最後當紀嘉良決定搬到紐約並與經紀公司簽約時，兩人決定結束婚姻，讓痛苦到此為止。
「到紐約之後，我才知道LGBT的存在。」以前在日本和新加坡，紀嘉良對異性戀以外的世界完全陌生。LGBT不在他的語彙中，而同性戀只是那些「捲頭髮、娘娘腔、想扮女人的男生。」但在大蘋果落地生根之後，紀嘉良才發現原來許多他景仰的藝術家和設計師都是同志，這時他也才驚覺過去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竟是如此的狹隘。「我超級井底之蛙，還怎麼跟人家去談什麼拍時尚。」
2015年開始，為了讓更多人看見LGBT族群，紀嘉良在日本展開Out in計劃，之後回到家鄉新加坡，第三站則來到台灣。Out in Taiwan邀請160組男女同志、雙性戀以及其他不同彩虹光譜的模特兒拍攝單人或雙人的黑白照。每人背景、年紀、職業、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從18到60歲皆有。在被攝者面對鏡頭的同時，紀嘉良為他們記錄下開著眼睛與閉著眼睛的笑容，因為他認為眼睛就是靈魂，閉著眼如同封閉自我，睜開眼象徵活出自我的出櫃宣告。而黑白照則有一種永恆的質地與質感，淡化了每個人的膚色與身上衣服的顏色，象徵「平等」的精神。
1985年7月，群星齊唱《We Are the World》的歌聲傳至全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第一次聽見這首歌時，14歲的紀嘉良忍不住淚流滿面，哭得不能自已，那深深的感動與震撼他仍然記憶猶新。如今33年過去，紀嘉良成了享譽全球的攝影師。他說儘管規摸不能相提並論，但他希望讓Out in拍攝計劃成為亞洲版的《We Are the World》，讓他用一張又一張的照片，改變這個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