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嘉良1971年出生於新加坡,家境清寒,由外婆與母親將他和妹妹拉拔長大。他從來不知道自己的父親是誰,只知道他是日本人,但日本人卻正也是外婆最痛恨的人。
「1980年代,家裡很窮,我母親她有四個姊妹,她們都很窮,所以我母親被迫不能讀書,賣身給日本人。」
1984年4月,紀嘉良生日。母親問他想要什麼生日禮物,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被問這個問題,他不假思索的回答「想要一台相機。」要幹什麼?「妹妹跟我、跟媽媽,我想要合拍一張照片。因為我們在學校,同學都可以爸爸媽媽、哥哥弟弟,大家都會合拍照片。大家都會把照片拿去跟老師交談,關於家裡的週末做什麼事情。我從來都沒有這種機會。」
13歲生日,紀嘉良終於拿到母親為他買的人生第一台相機,但他、母親、和妹妹與一張全家福照片之間,卻依舊不只一個快門的距離。他的母親為了工作必須早出晚歸甚至經常不回家,全家因此極少團圓。紀嘉良耐心等待機會,心想總有一天媽媽會回家,總有一天他和妹妹與婆婆就可以和媽媽合照,完成他從小的願望。沒想到4個月後,8月的某一天,在學校的紀嘉良接到消息,立刻趕至醫院。
「我母親在工作的時候倒下,」紀嘉良說,「48小時內去世,癌症。」
母親33歲驟逝,留下13歲的紀嘉良,和他才5歲的妹妹。他從一開始不懂什麼是癌症、不懂什麼是死亡,最後覺悟到生命短暫,很多事情如果現在不做,只能一輩子後悔。從此他開始用相機記錄下身邊一切,妹妹、外婆、阿姨,都成為他快門的主角,彷彿多沖洗出一張家人的照片,記憶中母親的輪廓就更清晰一點。
中學畢業後,紀嘉良開始在新加坡的日本工廠打工。製作卡式錄音帶。每天踏入工廠,如同進入另一個世界,和日本有關的一切都是如此完美。他無法停止好奇,明明都是亞洲人,為什麼僅僅說著不同的語言,就讓兩國人民和文化有如此巨大的差異。此時的他崇拜甚至迷戀日本,並在22歲那年,終於存夠了錢,服完兵役後就到日本留學。
紀嘉良原本只想在東京住一年,之後就回新加坡當導遊,沒想到他在日本交了女朋友,數年後兩人不顧女方父母的反對結為夫妻。但在他28、29歲時,紀嘉良事業起飛,三不五時就得到義大利、紐約、巴黎工作,他的時間和能量幾乎全給了攝影,忽略了妻子的關懷與愛,婚姻自此開始變質。最後當紀嘉良決定搬到紐約並與經紀公司簽約時,兩人決定結束婚姻,讓痛苦到此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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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紐約之後,我才知道LGBT的存在。」以前在日本和新加坡,紀嘉良對異性戀以外的世界完全陌生。LGBT不在他的語彙中,而同性戀只是那些「捲頭髮、娘娘腔、想扮女人的男生。」但在大蘋果落地生根之後,紀嘉良才發現原來許多他景仰的藝術家和設計師都是同志,這時他也才驚覺過去自己對這個世界的認識竟是如此的狹隘。「我超級井底之蛙,還怎麼跟人家去談什麼拍時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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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開始,為了讓更多人看見LGBT族群,紀嘉良在日本展開Out in計劃,之後回到家鄉新加坡,第三站則來到台灣。Out in Taiwan邀請160組男女同志、雙性戀以及其他不同彩虹光譜的模特兒拍攝單人或雙人的黑白照。每人背景、年紀、職業、宗教信仰各不相同,從18到60歲皆有。在被攝者面對鏡頭的同時,紀嘉良為他們記錄下開著眼睛與閉著眼睛的笑容,因為他認為眼睛就是靈魂,閉著眼如同封閉自我,睜開眼象徵活出自我的出櫃宣告。而黑白照則有一種永恆的質地與質感,淡化了每個人的膚色與身上衣服的顏色,象徵「平等」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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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7月,群星齊唱《We Are the World》的歌聲傳至全世界幾乎每一個角落。第一次聽見這首歌時,14歲的紀嘉良忍不住淚流滿面,哭得不能自已,那深深的感動與震撼他仍然記憶猶新。如今33年過去,紀嘉良成了享譽全球的攝影師。他說儘管規摸不能相提並論,但他希望讓Out in拍攝計劃成為亞洲版的《We Are the World》,讓他用一張又一張的照片,改變這個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