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之後，北京的天安門廣場上難得又出現了白底紅圈的日本太陽旗。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帶領下著數百位日本企業代表，準備和中方簽署各項經貿合作協議。
安倍訪北京行程的亮點之一，是10月25日在人民大會堂慶祝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簽訂四十周年的儀式。
今年不僅是中日友好締約的四十周年，同時也是改革開放政策的四十周年。1978年，在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的一聲令下，開始了中國經濟起飛，數千萬人民脫貧的新階段。
《日經亞洲評論》 的評論中首先點出， 中國的改革開放，與1979年日本開始提供的發展援助有著密切關係。
從對外封閉到改革開放，鄧小平選擇了日本做邁向新時代的入口。他請求日本提供中國發展經濟基礎設施的貸款援助。
因此， 《日經亞洲評論》 認為，安倍在四十年後訪問中國，對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而言饒富意義。如今，日本宣布將取消對中國的發展援助，而中國也取代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似乎是鄧小平時代象徵性的結束，全新的習近平時代的開始。
不過評論中隨後提到，習近平面臨的局勢，特別是美中之間貿易戰爭，大大限制了習近平在外交政策能夠揮灑的空間。這或許也因此，這次中日高峰會沒有太多可資紀念的重大突破。
而另一個值得的注意的重點是，北京當局對改革開放40年的刻意低調。評論中引述一名北京學者的說法，提到自去年以來，中國一些大學院校籌畫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紀念活動，「當局始批准的命令始終沒有下來」。
此外， 《日經亞洲評論》 也提到，在天安門幾分鐘路程的王府井書店，圖書展示的方式似乎有意隱藏鄧小平。
在書店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專區裡，擺在最顯眼位置的，除了關於習近平的書之外，另一個主角則是劉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至死的領導人物。
至於改革開放無庸置疑的總工程師鄧小平，他的相關書籍則被擺到較下層不起眼的地方。
甚至連官方也有頗令人玩味的宣告。 《日經亞洲評論》 提到的中共中央委員會與其他相關部門公布了「改革開放四十年百名傑出民營企業家名單」。名單上包括了阿里巴巴的馬雲和騰訊的馬化騰，不過卻獨漏了一位舉足輕重的企業家－－大連萬達集團創辦人，前華人首富王健林。
解放軍出身的王健林，和鄧小平一樣來自四川。他從房地產事業發跡，事業逐步擴展到商城、娛樂中心、好萊塢的影城以及全球的連鎖戲院。王健林據說和鄧小平家族關係密切。大連萬達集團近來因為海外引人注目的收購案成為北京當局嚴密關注的對象。
中國傳遞的訊息似乎是不要過度大肆讚揚鄧小平。為什麼？
《日經亞洲評論》 認為，自去年秋天中國全國大會上宣布，開始「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以來，習近平對鄧小平的態度都是小心翼翼。他是第一個不是由鄧小平親手欽點的中國領導人，而他計畫中超越鄧小平的方式，是與美國爭雄，讓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但爭霸的過程顯然並不順利，中國被美國總統川普單獨點名不公平貿易並祭出懲罰性關稅。如今北京陷入與貿易戰的泥淖。這讓習近平聲望受挫。一些批判他個人崇拜的黨內異聲陸續浮現。
在這種情況下，拉攏安倍、穩定與日本關係自然變得極其重要。
在中國，安倍晉三與習近平兩人握手的照片，占據了中國各個報紙頭版跨幅的位置。
不過， 《日經亞洲評論》 也指出，不論是與習近平的會談或是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的個別晤談，安倍一行並沒有得到重大的突破：安保問題毫無進展，原訂在福島核災後對日本食品的禁令，也並未如預期中解除。這顯示習近平在國內的政治動能，還不足以讓他大膽對日本做出重大讓步。
《日經亞洲評論》 也提到，中共當今避談鄧小平的偉大成就，可能也牽涉領導人之間的個人因素。
它牽涉的是三十年前的一場政治鬥爭。
當時，高舉改革旗幟頗孚民意的中共總書記胡耀邦，被黨內指責對當時全國蔓延的學生示威（「八六學潮」）態度太過寬容。鄧小平決定罷黜胡耀邦。
在當時，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勛獨排眾議反對這個決定。據說習仲勛冒著巨大的個人政治風險，婉轉告訴鄧小平：「如果你一定要胡耀邦下台，那就讓我來接總書記。」這對鄧小平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要求。
習仲勛的堅持，讓胡耀邦下台的時間多拖了幾個月。1987年1月16日，胡耀邦正式被免職。
1989年胡耀邦過世之後學生的緬懷活動，則演變為天安門的民主示威和最終的六四血腥鎮壓。
也因為這個原因，習仲勛日後也成了鄧小平整肅的對象，抑鬱終老。而胡耀邦下台事件中，習近平只是三十出頭的地方官員。這一連串事件留給他深刻的記憶。
最後，《日經亞洲評論》提到，六年前，日本政府宣布釣魚台（日方稱尖閣諸島）收歸國有，引發中國各地的反日怒潮，如今六年後中日之間氣氛截然不同。反映了外交戰場上的瞬息萬變。倒是習近平對鄧小平的複雜恩怨，似乎幾十年過去了依然糾結難解。
參考資料：Nikkei Asian Revie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