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人對於悲傷的哭點以及忍受度都不一樣，所以消化悲傷故事的方法也會不同，這些情緒以及記憶都是讓一位記者成長的重要因素。因為在看過、瞭解過甚至是體驗過這些生死離別跟悲歡離合之後，你不是被這些故事拉到谷底深淵，就是承受的故事給你的重量，站起來。
【獨立記者闖國界 E08】禿鷹虎視小女孩照片 背後的真實故事
在我自己為期兩、三年採訪羅興亞人的經驗裡，無論是在難民營中或是在其他東南亞的國家裡，他們的臉上都存在著受命運摧殘後的疲憊，以及逆來順受的無奈。但是當然，他們也會表現出對不公平的反抗。通常在抱怨、批判世事的不公後，也只能無能為力地回歸寂靜。
有次在泰國，一位羅興亞受訪者，邀我們到他們家裡吃飯聊天。大家吃飯吃到一半，同樣也是羅興亞人的朋友結束一整天的工作回來後，見到我們也加入討論。
他是一位在泰國NGO工作的羅興亞人，但因無國籍的身分是不能合法工作，所以他只能非法的倚賴著NGO的好心腸，在組織底下領非常少的錢、做全職助理的工作。我記得很清楚，他用流利的英文問我，為什麼我不能跟其他外國人員工一樣做正職？我也會說英文，我也知道國際時事，我也很有能力，為什麼我就是不行？就只是因為我是羅興亞人！
那時候，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覆他。我能做的只有跟他一起罵緬甸政府、罵世界，但最後，他還是得面對現實的殘酷。對！就是因為你是羅興亞人，你英文流利、擁有豐富的知識、教養，但是你就是不能合法工作。
我記得跟他們結束晚餐後，在回到飯店的路上，我跟攝影記者朋友一路上一句話都沒有說。見到如此現實的悲哀，我們無言以對。
生與死面前 原來自己相當渺小
其實類似的事情在採訪路上真的相當容易遇見，另外一個例子則是在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裡。在孟加拉的羅興亞難民營裡，總共有將近一百萬的難民人口，是一個規模相當龐大的營區。而記者在採訪的時候，通常都只會在營區入口的附近採訪，並不會真的走到營區的中心或是深處。除了有看不見的危險之外，也沒有太大的必要。
但是有一天我跟攝影記者在結束當天的採訪之後，我跟攝影記者朋友走到營區深處，想要拍攝一些跟以往比較不同的影像。但因為在這個地方的難民們比較少看到外國人進入，所以比較警戒。
我們在拍攝的時候，有一位身穿整齊襯衫跟雨鞋的大叔，走過來問我們有沒有拿到允許，要我們給他看證件什麼的。剛開始我們就呼隆他過去，走到遠一點的地方拍攝。但沒想到他仍不放棄，跟了過來。
最後我就直接過去跟他表明記者的身份，讓他知道我們是來這裡把難民營的情況帶出去讓更多人知道，我們沒有惡意。在這之後，他也跟我們表明身份，說自己是這個村子的村長，並且開始帶我們到處拍攝，甚至還要他的村民從家裡出來給我們拍，村長的架勢十足、相當神氣。
最後這位村長送我們離開之前，在人少的地方停了下來。他開始哽咽的跟我們說2017年8月羅興亞人遭到迫害逃離家園的記憶，他的村子全村有五十多人被殺，甚至自己的妻子也受重傷，講到最後他流下淚來。十分鐘前還是意氣風發的村長，居然在外國人的面前流下淚來，這讓我完全不知道該如何回應。甚至，我感覺到，在他巨大的悲傷面前，我沒有資格回應。
我們感謝他的好客招待，並且目送他回村子裡。其實這樣的故事無法被消化，他會一直存在於我的記憶中，不會忘記、也不能忘記。他們不希望世界將他們忘記。
在這些面對悲傷故事的第一線時，我仍像個幼稚的小孩，完全手足無措。在安逸台灣出生長大的我，要消化這些情緒，有點太沈重、強求。但是我想這也是記者的工作之一吧。除了記錄他們的故事之外，也要背著這份感情繼續走下去。因為受訪者把故事跟你說，其實就是一種信任與承諾。
身為記者 都在消費受訪者？
在採訪這些悲傷故事的同時，記者們常常會面對到一個問題。當你的報導無法改變現況，但是因為戲劇化的故事或是令人掉淚、震驚的照片或讓你獲得「好記者」的光環，那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你在消費受訪者嗎？他只是你工作生涯中攀上高點的工具嗎？
我自己第一次遇到這樣矛盾，是在2016年首次採訪羅興亞難民營的時候。當時大規模迫害還沒有發生，緬甸若開邦已經有零星幾次的衝突，所以若開邦裡面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我在幾位羅興亞朋友的幫忙下，溜進去戒備重重的難民營內。
因為營區內少有記者進入，所以當我拿出相機拍照時，大家都會跑過來跟我說故事，他們非常渴望讓這裡發生的事情傳達出去。那時候就有人要我去採訪一位因為寄生蟲，所以肚子很大的難民小朋友。
我在過去採訪時，這位小朋友因為看到陌生人靠近他，他開始大哭。我試著要旁人幫我跟他解釋自己的來意，但他太小不了解，所以繼續哭。我在他的旁邊做了一個電視新聞的Stand，向觀眾說明羅興亞難民的現況，還有因為醫療設施不足，必須受寄生蟲所害的小朋友的狀況。
結束之後，這位小朋友仍然在哭、在流淚。在我做完stand之後，我的心中一陣強烈的罪惡感襲來。「我在消費他嗎？」這個問題讓我在當下採訪的那幾天都相當難受，心中不斷地對質疑自己的工作。
過了一段時間，我看了一些新聞前輩寫的書、寫的文章，自己在反思了一陣子之後給了自己一個答案。「如果這個事件仍沒有結束，我不能結束對這個議題的關注。」這樣子的態度我才能說服自己沒有在消費受訪者，我才能夠繼續工作下去。
每一位記者面對這種問題所給出的答案不一樣。對於這一份工作價值的信任還有足夠瞭解，應該不怎麼會產生這樣的質疑。但當然，遇到的事情不同，心中所起的漣漪也就越大。前普立茲攝影獎的主凱文卡特就是一個非常好的案例。
小女孩與禿鷹照片 背後的故事
凱文卡特因為他在蘇丹拍攝的「飢餓的蘇丹」這張照片，也就是一隻禿鷹站在骨瘦如材的小女孩背後虎視眈眈的照片，得到了1994年的普立茲獎。但隨之而來排山倒海的批評與謾罵，質問他為什麼沒有先趕走禿鷹，或是先救小女孩，而是先拍照？
這些質疑加上他自己長期生活拮据以及各種的壓力，讓他最後選擇輕生，告別了這個殘酷的社會。後來凱文卡特的女兒受訪時曾說：「她覺得她的父親才是那位小女孩，而這個世界就是那隻禿鷹」。
坦白來說，我個人認為前往戰地或是衝突地區報導的人，在一開始心中都有一點點追求刺激的渴望。但在現場待久了，其實就會真正的瞭解到這種渴望相當無知。我自己也不例外，曾經也是那位無知的人。
對於身受苦難的人們來說，你看的狀況真的是他們正在面臨的一切。而你只是一個外人，來這裡聽故事、寫故事。所以我在聽過這些故事，面對這些生與死的議題面前，我開始感到自己無比的渺小。以前想要追求刺激的那種自大，漸漸消失了。我也覺得，我比以前更加重視記者這個職業、還有我在做的事情。
最後，我在這些地方待過之後發現，其實我們只是把故事帶出來的人，還有人仍守在現場。若要以勇敢或道德清操衡量的話，留下來的人才是直得被記住的人。
當然，記者的工作仍然重要，我們的工作就是紀錄別人看不到的。將它從某些迷霧中帶出來，讓真相被釐清。當然，我們也是一隻監視的眼睛，無論是當權者或是反抗者，一支獨立的攝影機是保障雙方的工具、是制衡權力的第四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