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秋天江澤民訪美。這是十多年來中國領導人第一次在美國的國事訪問，他會見了美國總統柯林頓，參觀 IBM 和貝爾實驗室，他還到了哈佛。
當時美國人對「六四」的記憶猶新，許多人對哈佛邀請江澤民在校園演講頗有意見。不過時任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傅高義（Ezra F. Vogel）認為，在當時政治氣氛下，應該盡可能與中國有更多的溝通機會。
在11月1日江澤民演講當天，哈佛大學的桑德斯劇院坐滿了聽眾，江澤民演說裡宣傳了中國的改革成就，強調中國需要繼續向美國學習，特別也讚揚哈佛與中國深厚的歷史淵源，提到「中國的教育、科學和文化機構長期與這所學校維持的學術交流」。
當然，哈佛校方並無意讓學校成了專制強人的宣傳舞台，他們在演講裡硬是安排了15分鐘問答時間，由現場觀眾即席提問。
在場外，則有超過4000名抗議民眾，他們高呼口號，譴責中國「可怕的三個 T」（the Three Terrible T's）——西藏（Tibet）、台灣（Taiwan）和天安門（Tiananmen）。
江澤民在演說的最後，邀請了當時哈佛大學校長魯登士坦訪問中國。兩人在隔年3月在北京見了面。魯賓士坦在北大的演說裡提到，「大學透過自由的探問、嚴謹的研究和分析、以及開放的對話，可以打造『中立的空間』做嚴肅的討論」。接下來這一年，魯賓士坦召開了美國與中國頂尖大學校長的會議，共同討論加強高等院校國際合作的基本原則。
曾任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目前擔任「哈佛中國基金」主席柯偉林（William C. Kirby）認為：「這些中國大學的校長，與我們有互動的這些人，整體上與我們有共同的價值觀。」
如今，哈佛大學各個領域的學者都想到中國做研究，或與中國的大學合作。前哈佛亞洲中心主任凱博文（Arthur M. Kleinman）提到，過去半個世紀來，傳統的中國研究重點已經從人文學科擴展到人類學、社會學、公衛政策和經濟學。
「然後在過去30年它更加擴展，從科學、應用科學、和專業學院都和中國有了非常實質的互動。哈佛大學各個領域數以百計的學者們都曾在中國的學術機構有活躍的研究。」
中國在經濟改革開放的同時，大學院校也重新回到了國際。過去20年中國為了高教體系的現代化投資數兆美元經費。學校在經費、師資、教學品質都大為提升，中國大學的排名也逐漸攀升與歐美名校相抗衡。
凱博文說：「過去他們什麼人都沒有，我們帶給他們觀念、方法、並產出一些研究結果。但現在他們有很多優秀人才進行好的研究。」他說雙方合作再也不是「新殖民主義式的」（neocolonial），而是真正的雙向協同合作，「我們在中國學到的東西，它對美國也同樣重要，而不只是對中國重要」。
數十年來，哈佛大學為中國學術走向國際提供了協助。不過雙方的權力平衡近年來出現變化。隨中國經濟和高等教育的發展，合作的持續，如今對哈佛可能有其不得不然的必要性。全球一些頂尖的學術機構、實驗室、研究——更不要說資金——都是在中國。早些年，中國幾乎完全沒有外國的學者，如今則無所不在。哈佛大學甚至必須和全世界的大學一起競爭中國的學術人才與資源。
為了強化哈佛與中國學術的關係，「哈佛中國基金」（Harvard China Fund）在2006年成立，一開始提供1500萬美元和未來十年的5000萬美元，提升學生和學校對中國的興趣。2011年哈佛中國基金在上海設立中心，協助校方舉行活動。柯偉林說，如今中國已擁有全世界許多「最優秀、發展最快速的研究型大學」，為維持哈佛大學的研究地位，找到和其他學校合作的管道已成了當務之急。
哈佛的中國學生和學者數量從2012年起年年在增加。哈佛的商學院、甘迺迪學院、公衛學院、和醫學院等，都為中國的慈善家、企業領導人、政府官員、和醫師開設主管訓練課程。自魯登士坦之後，歷任哈佛校長都曾經訪問中國、與中國領導人見面、並在中國知名大學發表演說。
當然，中國政府和大學與哈佛的合作也有附加利益。畢竟哈佛和它的學者往往代表全球學術上卓越的標竿。現任哈佛燕京學社社長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說：「中國在高等教育做了大量的投資。我想他們非常理解 21 世紀的競爭著重在創新。而創新要仰賴世界級的大學，而哈佛通常被認定是世界級的大學，所以中國會想了解這裡的情況。」
不過，幾十年來的互信和彼此間的互利，並不保證哈佛與中國關係的未來。隨著中國經濟和學術上的崛起，美國一些決策制定者和領導人已經感受到美國霸權正日益受到威脅。
參考資料：Harvard Crims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