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8月11日，一位女性急救員遭香港警方以布袋彈擊中，柳廣成憤怒了。他原本就支持抗爭，也走上街參與遊行，但先前並未公開表態。當港警以無差別暴力、波及無辜救護人員後，終於讓他決定站出來。事件隔天，他畫下了爆眼少女，圖像在社群被大量轉發；自此之後，他更以一幅幅作品，不斷替反抗者發聲。
今年7月，柳廣成在反送中運動中繪製的漫畫，將在台灣集結出版，另外還會包含新繪製的半自傳漫畫；牽線人是前《鏡週刊》人物組記者、現為獨立記者的陳怡靜。她去年數次前往香港採訪反送中運動，期間也採訪了柳廣成。回台灣後，她將柳廣成作品介紹給蓋亞文化漫畫部總編李亞倫，很快就敲定要在台出版。
「怡靜介紹給我看柳廣成的作品。」李亞倫回想，當時看到作品的第一個印象，「我覺得他是一個心思很細膩的作者，他可以用很短的篇幅，然後把他想要講的事情講得很清楚；看完之後，你會有一些觸動。我覺得這是身為一個作者，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才華。」
陳怡靜表示，跟柳廣成談好出書時，港版國安法已在擬定中；擔心創作者安危，其實她原本設定的《被消失的香港》，可能更多是香港街景消失的那種意象感。「但他（柳廣成）所有念頭、意志，都往『警暴』『香港主體性消失』那邊去；我們溝通時，他也認同，他已經太投入在自己的情緒裡。」
從親身經歷 感受到自由的落差
對柳廣成而言，情緒複雜難免，畢竟他曾經歷過不自由的感受。
因父母工作關係，他在日本京都出生、成長；8歲時一度又回父母老家山東居住，9歲時才返港定居。雖然在山東只短短住不到1年，但當時他中文不佳，中國北方仍有仇日情緒，讓他備受歧視，「連老師也會跟同學一起欺負我，我是不太敢講我自己喜歡日本的東西。」
「到香港之後，反而覺得很不一樣。」他認為最大的不同，就是自由。「那時候小學老師也經常跟我說，在香港就不用擔心太多民族、或者是國家這些議題，就是你不用太擔心，在這裡大家都有言論自由。」
我們問柳廣成，現在又感覺到自由在消失了嗎？「對！」他回應的毫不遲疑。他以遊行示威為例，雖然有些抗爭者會有勇武、激進的行為，但現在港府是連和平示威都不准，「不理你和不和平，它已經不允許你去表態。」
「這種反差並不是突然出現的，而是我到香港住之後，從1999年，開始慢慢、慢慢感受到這種很緩慢的變化，覺得自己的環境好像越來越高壓。」
他再舉一些例子：「比如說小時候，我特別印象深刻是香港有公民教育課。我看見課本內容之後，因為畢竟在內地（中國）住過一段時間，看那個課本我就覺得很驚訝。就比如課本裡面有說，我們是有表達言論自由的權利，而且有保障人身安全不會因為政治的取態（光譜）不同，而受到威脅等等的法令。這本課本竟然會很高調的去說這些事情？我就覺得跟內地的情況非常不一樣。」
「我忘記了是5、6年前還是多久，課本的內容開始改變了。比如說它其中一段是寫傳媒是第四權，也有監察政府的功用。但是現在課本上，這句話已經被刪掉了，從那時之後就已經隱約感受到，那個法治被侵略掉。」
新書議題敏感 選擇在台灣首發
長期以來，中國政府對出版品都嚴格管制。問柳廣成是否有感覺到出版自由的緊縮，「這絕對會。」他談到7月中旬將開幕的香港書展、以及7月下旬的動漫展，「大家也會擔心，就是現在這樣的氣氛之下，在書展或者動漫展，會不會遇上什麼麻煩？就比如說，可能會有人舉報，然後保安可能會用某種理由去趕你走。」
而出版社、書店的自我審查，就更明顯了 。他直言，出版社或書店想避免政治爭議的話，大可統統政治類的書籍都不要碰觸，「但實際上，比如說東華書局、商務印書館這些，你在裡面看到的政治書，其實是完全偏向另一邊（中國政府）的出版品，裡面已經找不到另外一部份的聲音。」
「我是不知道現在這種書在香港是否可以出版，或是說有沒有人敢出版，我不確定。」由於蓋亞即將出版柳廣成的新書，李亞倫也去詢問了香港通路狀況。「就我們現在的瞭解，香港當地賣這類書的狀況，他是真的分兩種；就是完全不進這種書的書店，跟『我們就是會進這種書』的書店。」
香港的情勢嚴峻。但在台灣，自由依舊如空氣一般存在，讓人們自在呼吸。李亞倫強調，對台灣的出版社而言，就是看作品本身的潛力，「不管是什麼樣的議題，只要我們覺得是有機會在市場上被看到的，是可以被很多人接受的，我們都會去出版它，做它。」
不知道未來在香港，還有多少人能有機會看到柳廣成的作品。透過這部作品，柳廣成要將訊息傳達給自由的台灣人，「我的書的內容，一定會談及很多警察暴力這個東西，但是我並不想只是著眼於這一點；也不是想要散佈恐慌，讓台灣人覺得很不安。」
「像總統選舉、還有罷免案這樣，都是台灣人透過公民權利去做表態的一種方法。」講到這裡，他的語氣透露出羨慕，「而我也希望說，在為時未晚前，就應該要像現在這樣，好好去運用自己的公民權利。」
「希望以香港做為一個例子，去告訴台灣人，在還有自由，或者是公民權利可以行使的時候，要好好珍惜它；要好好保護好民主這個體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