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紫》以阿紫和阿龍為主角，小兒麻痺的阿龍行動不便，原打算孤老一生，在母親堅持下娶了越南新娘阿紫。阿紫是爸爸最疼愛的女兒，來自貧困的農村，為改善家人生計嫁來台灣，如今與阿龍育有2個女兒，落地生根。
該片入圍2019年金馬獎最佳紀錄片，吳郁瑩出席映後座談表示，起初想拍雲林單親爸爸的故事，接觸後才知道，很多當地人的配偶是新住民，才轉向了解她們，因而認識阿紫。
聚焦邊緣 吳郁瑩
- 生於台灣嘉義，現居美國。
- 長期擔任知名紀錄片導演David Sutherland的剪接師。
- 代表作：
- 執導紀錄片《阿紫》，獲2020年台北電影獎最佳紀錄片、最佳剪輯獎；2019年桃園市公民紀錄片首獎、2019年入圍金馬獎最佳紀錄片。
- 紀錄片《Country Boys》 《阿嬤候選人》《Kind Hearted Woman》剪接
- 紀錄片《Marcos Doesn't Live Here Anymore》《The Mosuo sisters》剪接暨聯合製作人
吳郁瑩在美國擔任剪接師，長期與知名紀錄片導演David Sutherland合作，接觸很多以邊緣人為題材的紀錄片。因此一旦她萌生當導演的念頭，便想拍台灣角落、遭大眾忽視的人。由於她在嘉義出生，所以鎖定雲林做田調，回台工作時，探視父母也較近。
過程中，吳郁瑩認識了很多雲林的新住民，後來選擇拍阿紫和阿龍；一方面他們有意願，一方面是這對夫妻散發某種魅力。「即使其他人的故事更具戲劇性，可是我直覺他們的性格和表達自我方式，可以讓我長時間去挖掘更多東西。」
長期蹲點是拍攝紀錄片的基本功，《阿紫》從發想到完成耗時近6年，實際拍攝約2年。吳郁瑩每次回台都停留3週，幾乎每天去阿紫家「待命」。雖然很多時候都在空等，但她寧願每天到場，就怕漏掉重要畫面，「如果沒拍到會很嘔。」
導演想真實、不帶批判記錄他們的生活，讓每個人的聲音都被聽到、立場被看到。
長時間的相處，讓吳郁瑩慢慢得到阿紫一家人的信任，連阿紫的婆婆和大伯都在鏡頭前毫不忌諱地表達對媳婦的不滿、對弟媳的成見。如何辦到的？她解釋：「我就跟他們說，想真實、不帶批判地記錄他們的生活，讓每個人的聲音都被聽到、立場被看到。」
回想起來，吳郁瑩認為過程中遇到的挫折不算什麼，「當然有些想拍的東西沒得拍、想訪的人不給訪，會覺得很沮喪，這是一定會經歷的，不能說是多大的困難。」
但也有順利的時候。例如去學校拍阿紫的小孩時，校長和老師都給予協助，阿紫夫婦也常幫她打通關，「在地方拍攝還是需要人情、人力的資源連結，要尊重當地人。」
拍攝人物前，吳郁瑩會先聽取執行製作建議，修正內容和提問方式，確保不會冒犯對方。
吳郁瑩也隨阿紫返回越南家鄉探親過2次，各停留2週左右。期間有一位當地的執行製作（local fixer），協助吳郁瑩與被拍攝者溝通協調，並認識當地文化習俗、禁忌等。吳郁瑩拍攝人物前，會先聽取執行製作的建議，修正內容和提問方式，確保不會冒犯對方。
吳郁瑩說：「這位執行製作幫了我很多，如果在台灣也有這樣的角色協助我，會非常輕鬆，可惜目前還沒找到。」
吳郁瑩解釋，即使她是在家鄉拍攝，但各地民情仍有所不同。由於拍紀錄片最重要的，就是導演與被攝者的關係，一定要尊重、體諒對方，因此她還沒辦法放心交給別人處理。
從剪接師升格至導演，吳郁瑩不諱言，剪接經驗對導演工作助益良多。一般認為拍紀錄片最重要的是蹲點，也無法刻意安排事件發展，但她認為有些事情還是可以去挖掘，此時剪接經驗便有助於挑選適合深入拍攝的素材，為故事的發展定出方向。
吳郁瑩邊拍邊剪，修正的版本難以計數。「最卡的地方是阿龍和阿紫吵架那段，本來沒有放，因為我直覺不想放外界預期會發生的事。」但後來她看出阿紫的不滿一直在累積，於是想給她抒發情緒的空間。吳郁瑩與製片等人討論過後，決定把這段衝突放進去，「那是最後一次修正。」
《阿紫》若用美國的規格拍攝，「大概要40萬美元（約新台幣1,162萬元）。」吳郁瑩分享籌資過程時表示，因台灣近年新住民題材的案子較多，故申請不到官方補助。另一方面，要在美國找資金也不容易，主因是西方人重視紀錄片的議題和獨特性，必須要多拍攝幾個案例，但她聚焦在單一家庭，導致在美國僅申請到近5萬美元（約新台幣145萬元） 的製作和後製補助，其餘費用都自掏腰包。
申請到製作經費後，美國投資方對拍攝的角度和素材選擇都會給她意見，有的吳郁瑩接受，例如阿紫的爸爸經歷過越戰，投資方建議她帶入這個背景，「藉此拉開故事的角度。」
影片的婚配狀況，西方人很難理解。但導演堅持用台灣人了解的方式處理。
至於影片呈現的婚配狀況，西方人很難理解，總追問阿龍和阿紫到底愛不愛對方？吳郁瑩認為，此事牽涉到文化差異，她不想迎合老外想法，堅持用台灣人了解的方式來處理他們的關係，「如果用西方人理解的方式看這對夫妻，就變成另一部電影了。」
阿紫和阿龍看了影片的反應如何？吳郁瑩表示，《阿紫》讓這對夫妻更了解彼此，「看了電影才知道對方的想法，思考人生，他們都覺得滿真實的。」阿龍覺得導演拍的就是他們的日常生活，但很納悶，「怎麼會有人想看這部片？搞不懂。」
接下來，吳郁瑩想關注身處台灣社會邊緣的年輕人，目前打算鎖定高雄田調。她說：「高雄是滿獨特的城市，想看看當地的社會邊緣年輕人如何生存。」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正是尋找自我的階段，有很多可能性，驅動吳郁瑩想捕捉那個變化，從中看到過去與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