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規定的處罰態樣，可區分為「作為」與「不作為」兩種不同的行為型態。作為犯較好理解，是指「不應為而為」（例如不應竊取他人的車，但基於貪念還是偷了）；而不作為犯剛好相反，對其處罰不是因為做了什麼行為，而是「應為而不為」，沒有做應該做的事，因此要受到《刑法》的制裁。例如父母故意不餵哺嬰兒任其餓死，在《刑法》的評價上，跟父母持刀將嬰兒殺死在法律上之刑罰效果是一樣的。
但是不作為犯處罰的是「不作為」，所以在個案判斷上比作為犯顯得複雜。根據媒體報導，有「運安會主委指出，李姓駕駛的工程車從邊坡翻落到鐵軌時，距離太魯閣號迎頭撞上的時間只有1分多鐘」；也有的說「工程車滑落邊坡的關鍵15分鐘」；「李姓駕駛只要緊急撥打110或119救援，再通知列車緊急煞車，或許可避免這場人禍」等。這裡的關鍵點在於，是否「行為人有防止結果發生之可能」？簡單地說，如果工程車是在發生車禍前的15分鐘就翻落，理論上，行為人應該有「防止車禍發生的可能」（例如立刻打電話向相關單位通報），如果是工程車翻落在鐵軌上立刻就有火車撞上，則客觀上行為人沒有防止結果發生之可能，應該沒有疑問。但是如果只有如報載的1分鐘左右，就算李姓主嫌立刻撥打電話，告知相關機關或是採用其他方法，是不是真的能阻止火車撞上？這就需要司法機關綜合當時所有客觀情況詳查了。
即使將來認定當時確有「防止車禍發生的可能」，行為人卻未採取任何的措施，導致不幸結果的發生，是否要負較嚴重的刑責（例如殺人罪）？也很難一概而論。這要看行為人當時的主觀心態而定。如果心想「火車看到鐵軌上翻覆的工程車後，應該可以及時煞車，不會怎樣」的話，可能只是過失；「如果採取防止措施（例如即刻打電話通報），就等於證實了該輛工程車是我的，這責任大了，如果發生死傷，那也沒辦法」，就可能是「不確定故意」，刑責將大幅加重。
目前仍在偵查階段，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很多的錄影帶、照片以及在場人員的供詞等，都無法對外透露。真相到底如何？行為人要負怎樣的刑責？等問題，有待將來司法程序查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