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潔書評S2—心靈檔案：關於「我」｜EP01】頭顱的秘密，就是生命的秘密——法蘭西絲．拉爾森《一顆頭顱的歷史》
在介紹《一顆頭顱的歷史》之前，我想先從一個相信多數人都不陌生的作品談起，那就是富蘭克．鮑姆（Frank L. Baum）的《綠野仙蹤》（The Wonderful Wizard of Oz）。桃樂絲、稻草人、鐵樵夫和膽小獅子這個組合可說已成經典，鮑姆更由此開展出一系列的故事，其中《歐茲國的鐵樵夫》（The Tin Woodman of OZ）一書，就解釋了全身由金屬打造的「鐵樵夫」，何以會成為這個模樣。其實他最初也是個普通人，因為愛上女巫家的侍女而遭到魔法詛咒，砍柴時斧頭會不受控制地劈向自己。鐵樵夫一次次帶著殘破的身體去找鐵匠修補，最終連頭都換成了錫製的。少了一顆溫暖的心之後，他發現自己失去了愛人的能力。但在稻草人等人的鼓勵下，他踏上尋找舊情人的旅程，不只遇到和他同病相憐，因愛上女孩而變成「鐵士兵」的輝特隊長，最後還發現舊情人已嫁給一位全身都是由他們切下的人體部位組裝拼接而成的男士「樵輝」。
童年時，對於鐵樵夫和鐵士兵激動地指著由兩人肢體合成的「樵輝」說：這是我的頭！我的身體！對方卻輕蔑地否認，印象非常深刻。長大之後回想起來，才發現這部「兒童文學」其實蘊含著非常複雜的哲學命題。頭或者心，足以代表我們這個人嗎？鐵樵夫在失去了心、遺忘了愛情的感覺之後，覺得不再是過去的自己，鐵士兵卻是在別人身上辨認出自己的頭時，覺得自己的人生也彷彿被偷走了。我們當然不（只）是自己的頭或心，但這個童話世界中的認同困境，卻毫無疑問地凸顯出一個直探人類幽暗心靈、欲望與恐懼的主題，也就是法蘭西斯．拉爾森（Frances Larson）這部乍看書名有點驚悚的特殊作品所關注的：一顆頭顱的歷史。拉爾森透過一個個或有名或無名的頭顱群像，讓我們一窺已成為無生命之物的頭顱，如何承載著人對於生命、人格、意識與情感的看法及想像。頭顱的歷史，就是人類的歷史，是文明、科學、戰爭、信仰與藝術的歷史。
人頭成為製造恐怖效果的常用元素
拉爾森開宗明義地指出，這本書的主題是關於「被切斷的人頭」。當頭顱脫離身軀，也就意味著生命的斷離、精神意識的斷離；意味著死亡的必不可免，以及物質肉身的有限性。但頭顱的弔詭之處正在於，它的斷離反倒更加凸顯出人的生命——或者說「靈魂」曾經如何棲居在肉體之中。這樣的特質讓頭顱具有一種令人不安的魅惑力量，也就是佛洛伊德所說的「詭奇」（uncanny）之感，那尚未化為骷髏的、仍帶有五官甚至表情的臉孔，讓生命彷彿具有某種重返的可能。如同梅杜莎的頭顱，即使在被砍下之後，仍然擁有將他人化為石頭的能力。因此，人頭也就成為製造恐怖效果的常用元素。一個有趣的例子是，《綠野仙蹤》系列的另一部改編電影《天魔歷險》（Return to OZ）中，也有一個關於人頭的情節：桃樂絲走在一個博物館般，擺滿女人頭顱的長廊，她打開其中一個擺放頭顱的玻璃櫃，原本緊閉雙眼的女人卻突然睜開眼睛，於是整排走廊上的女人頭們齊聲尖叫，把頭卸下來睡覺，因此只有身體的女巫搖搖擺擺地朝她走來……
這個充滿戲劇張力的畫面，似乎造成了當年不少兒童觀眾的「童年陰影」，卻相當象徵性地點出了頭顱彷彿介於生死之間的曖昧特質。這也是頭顱為何如此令人難以抗拒。因為當我們與一個沒有身軀的臉孔相遇，我們對人臉所產生的，想要回應的本能，會與對方必然已經死亡的事實產生衝突感：「那個人消失的軀體因為不在場而益發緊扣人心，一如那顆頭顱雖然在場卻宛如缺席。……被切下的人頭顛覆了我們的簡單分類方式，因為它同時是人也是物件。它要不是同時是這兩者，就是兩者都不是。」斷頭為我們帶來一種曖昧的雙重性，逼迫我們思考生與死的哲學命題，它是梅杜莎之眼，我們想要迴避，卻終究迎向前去——即使明知冒著被石化的風險。
斬斷頭顱的文化力量至今依然隱身在日常之中
拉爾森這本書，也同樣具有令人欲拒還迎的吸引力，其中有些故事與圖片可能會帶來不安甚至不悅的感受，卻又讓人忍不住像桃樂絲一般，在長廊上緩步前進，直到和那一顆顆陳列的頭顱，四目相對。而這場引人入勝的「頭顱博覽會」，是由克倫威爾的頭揭開序幕。斬殺了英王查理一世，在英國歷史上充滿爭議的這位人物，死後的遭遇同樣驚心動魄。拉爾森透過克倫威爾那顆從墳墓裡被挖出、斬首、繼而插在西敏堂（Westminster Hall）示眾、再被轉手買賣、展覽、研究的頭顱，讓我們理解頭顱背後牽涉的多重意涵與複雜性。它／他意味著權力與羞辱、暴力與死亡，逐漸腐敗的過程卻又讓生命在死後以進行式的樣態持續變化。克倫威爾的頭隨著時代被賦予不同的身份和意義，它既是戰利品也是古文物，是歷史曾經存在的證據，當然也是一個活生生的人曾經存在的證明。拉爾森抽絲剝繭，透過實際的例子將頭顱所涉及的，這些不同面向的意義加以梳理。透過這本書，我們將會驚訝於古今中外竟有那麼多關於頭顱的故事與作品，頭顱是我們思考的載體，也是我們思考的對象。
不過，大部分的人聽到頭顱這個詞，可能會先聯想到戰爭、獵頭、斬首，畫像裡的死者或博物館中展示的乾縮人頭，換句話說，頭顱所連結的，是遙遠而隱微暗示著「野蠻」的歷史。但拉爾森讓我們看到，斬斷頭顱的文化力量至今依然隱身在日常之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與頭顱相關的種種俗語：保持冷靜是「保持我們的頭」（keep one's head），不知所措則是「失去我們的頭」（lose one's head），我們會為了某人犯錯而希望「他的頭被端在盤子上送來」（want someone's head on a platter）；在中文的語境中，也不時可以看到有人拿著自己的頭來發誓，要把頭砍下來給別人當凳子坐等等。這些話語並不只是歷史的幽魂而已，它們凸顯出頭所連結的，有關自我的種種象徵意義。頭顱之所以既恐怖又令人想要凝視，正因為某程度上我們相信，頭顱的秘密就是生命的秘密，而全書讀來最令我震懾的部分，也正是那些關於斷頭之後，生命是否依然存在（或者說，還能存在多久）的種種實驗與思辯。
腦和身體，究竟哪個更能界定「活著」？
斷頭還會有意識嗎？這個問題的答案恐怕並非表面上那麼理所當然是否定的。如果回憶一下你曾讀過的，有關人頭落地後，頭顱本身還有「生命」的故事，將會發現從神話到科幻小說，都有它的存在：天琴座神話的主角奧菲斯，他的頭顱在死後依然飄浮在河上哀傷地唱著歌；被崇拜的聖髑（聖人的頭顱），往往也有超凡的力量，他們能在被斬首後帶著自己的頭顱前往埋葬地點，「據說蘭斯的聖尼卡修斯（Saint Nicasius of Rheims）被處斬時正在誦讀《聖經．詩篇》第二十五篇，但人頭落地後還一直唸到第一百一十九篇」；至於《搜神記》中「干將莫邪」的故事，最後楚王、干將之子及代他報仇的「客」，三人的頭在湯鍋中追逐互咬的畫面，也令人印象深刻。我們在情感上與想像上，均賦予斷頭一種超越物質性與有限性的（不可能）任務，背後所反映的，無非是人對於死亡這個終極句點的抗拒，以及對複雜難解的大腦、意識的好奇。於是，種種聽來不可思議的實驗方式，伴隨著頭顱研究的歷史而開展。
為了瞭解生物在斷頭之後生命是否還能延續，科學家不斷嘗試將狗或恆河猴的頭顱嫁接到另一隻身上，藉以觀察牠們是否能繼續存活，這些實驗一方面與醫學界對心臟、血液等領域的探索息息相關，另一方面也牽涉了哲學上對腦死的思辯。書中以1990年代希伯來大學的一項實驗為例：一隻懷孕母羊在連接維生系統後遭到斬首，結果小羊仍能在三十分鐘後出生。研究團隊據此認定，他們證明了死羊依然可以生育。但這樣的實驗與其說顛覆了腦死即為死亡的臨床定義，不如說它只是具體呈現出人們對於腦和身體究竟哪個更能界定「活著」的看法，始終存在著分歧。
許多研究是直接透過被砍斷的人頭進行實驗
事實上，在實驗倫理還不那麼普遍被重視的年代，有更多研究是直接透過被砍斷的人頭進行實驗，藉此了解當頭顱與身體分離之後，人的意識和感覺是否立刻斷離，用一種比較詩意（或比較恐怖）的方式形容，就是「失去了身體的頭顱或許能明白它的命運」。但是，就算斷頭看來仍有表情、反應，那種移動「究竟是證明了人類的意志正在努力伸張自我到最後一刻，或者只不過是複雜的生理程序仍然在死屍中運作」？無數科學家想要解開這個謎，但真實世界的死者開不了口，我們只看到許多徒勞的嘗試被記錄下來：例如1803年德國的一個研究團隊，在斷頭台下方等待人頭落地的時刻，觀察人頭的表情，並且對著他／它大喊：「你聽得到我嗎？」又或者1836年，殺人犯拉斯奈爾答應醫師，他在被處決以後會設法把左眼閉上，右眼睜開，但最後什麼也沒有發生。然而，如同拉爾森所提醒的：「會動的斷頭絕對可能完全沒有任何感覺，因為動作的存在本身並無法證明頭顱還有意識，或對周圍環境有所知覺。同理，不會動的頭顱不無可能還具有意識，只不過已經完全失去移動能力，也無法表達出它所感受的痛苦。」於是，接下來的爭論重點，遂延伸至斷頭是否會「受苦」的倫理範疇。
不過，就算死者無法回答，就算斷頭的母羊實驗最多只是證明了，在醫療技術高度介入的情況下，身體能在腦死之後繼續運作一段時間。但長期以來將斷頭重新移植，並意圖使其「死而復生」的種種努力，無不說明了科幻小說中「缸中之腦」的意象，並非只是天馬行空的想像，而是折射出人類企圖兌現的未來——當然，未必是人人嚮往的未來。但無論如何，這些圍繞著頭顱研究而生的爭議，都迫使我們去思考宛如在哲學課本中才會看到的道德兩難問題：如果A的頭接受了B的「捐贈身體」，我們應該將這個重生的人視為A還是B？這是真實版的鐵樵夫難題。拉爾森以2010年逝世的外科醫生懷特（Robert White）為代表，說明其中一派的看法。在懷特的眼中，身體只是維生機器，人的人格、智慧、經驗與記憶，都保存在大腦之中，因此一旦解決了技術與實務方面的難題，頭部移植（或者說身體移植），就可成為四肢癱瘓者未來的選項。
身體這部維生機器，確實擁有難以忽視的強大「生命力」
但是，任何曾經拙劣地砍過雞頭（希望不要太多）的人，一旦見識到失去頭的雞仍會狂亂拍翅跳動的形象，恐怕很難否認身體這部維生機器，確實擁有難以忽視的強大「生命力」；至於心臟移植患者感受到自己的人格或愛好發生改變的案例，似乎也提醒了我們維生機器的「馬達」，對於身分認同一樣具有影響力。反過來說，以色列一位醫學倫理講師葛羅斯（Sky Gross），目睹朋友進行腦部手術的經驗，同樣說明了大腦也未必總是能給予我們「擁有靈魂」的聯想。她發現儘管手術台上並非解剖課堂裡的無名人士，而是她的朋友，是她熟悉且有過互動與交流的對象，但「做為一個沒有人可以為它賦予人性的腦，它就只是一塊肉，一塊令人作嘔的肉。」
說到底，我們該如何定義我們自己？是頭顱那僵硬而空洞的臉，從時間的彼岸向仍能思考、擁有情感的我們拋擲而來的永恆探問；是頭顱之所以具有如此強大的魅惑力量的理由。它提醒我們肉身的脆弱，並且邀請我們試著想像，每一顆頭顱背後，曾經擁有過的人生。
下一回「黃宗潔書評—心靈檔案：關於『我』」節目，我將和大家分享《麻醉之後》，歡迎繼續收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