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1980年出生於彰化，家中經營印刷行和文具批發，父母支持他做自己想做的事，他喜歡影像、王家衛和岩井俊二的電影，2004年台灣電影產業最低迷的時候進入台北藝術大學電影創作研究所導演組。
「學校想培養的是直接可以上線工作的台灣電影新生代！」那是一個旗幟鮮明的宣言，新電影神話已死，作者風格失效，劇本寫作經常被批評蒼白貧乏，當導演不再是件浪漫事。他們嘗試在垮掉的產業中做手工：寫三幕劇，研究美劇、類型電影，了解市場喜好…。
2011畢業那年，國片迎來後《海角七号》時代，市場看好，資金湧入，他與高炳權一起拍了《愛的麵包魂》，預算規模3,000萬元，「那是第一次學習商業體制，作者成分相對低，我們都不是討論自己的感覺怎樣，而是這樣會賣嗎？三幕劇公式是這樣寫嗎？」
但票房還是砸了（2,000萬元），賠錢作收。他坦承留有陰影，「下一步在哪就會是一個很大問號。」第二次採訪時他告訴我們，《愛的麵包魂》沒得到商業肯定，回頭看是好事，「我很怕我眼高手低，藝術家很難，尤其我們這種學院派，怎麼可能不眼高手低？如果29歲拍了電影就票房7、8,000萬，你是不是會覺得自己很厲害？接下來還有可能去做這種工作嗎？」
他指的這種工作包括拍劇照、拍演唱會、拍綜藝實境秀、拍連續劇、當導演助理，總之有活就幹，至少能養活自己。他拍過電視台偶像劇《流氓蛋糕店》，導演純粹是乙方，流水線上的一根螺絲釘，「基本上不太把你當創作者，你就是一個執行工作的人。」
執行工作的人如何達到今日成就？從念研究所拿起攝影機開始，他規定自己每天都要拍照、修圖，平均花2、3個小時，「可能真的在無形之中鍛鍊了一些什麼。」如果說職人精神是一萬小時的磨練細節，那麼連續7年、每天2小時，保守估計他正式當導演前已累積超過5,000個小時的練習。問他動力從哪來？「想要證明自己存在吧，你在行業裡是nobody，那時候就是在所謂社會底層，（住在）一個小房間，試著想要生存在台北市的小男生。」
他講起自己國中時是成績前段升學班，導師異常嚴厲，經常體罰，某天午後，沒發生什麼特別的事，導師把他叫到辦公室，對他說：「君陽，你最大的問題就是懦弱。」
懦弱2字像屁股後的一根藤條，後來每次遇到挑戰、察覺自己又想退縮時，他都會想起被導師叫到辦公室的那個下午，「遇到一個案子，覺得『哇！好難拍喔！』但又很值得做，會覺得必須要迎難而上。」
鴨子划水多年，林君陽近40歲時迎來水到渠成。在影視匯流、OTT平台的時代，導演比較像是行政院長或總鋪師，要負責將劇本變成影像。他將拍攝電影那套工作方法帶入劇集，混合成一種新的媒材與敘事，「簡單講，更學院派一點。」
拍片是團隊作戰，導演必須組織協調各項環節，帶領劇組打怪升級。例如《茶金》開拍後還差1,000多萬元預算，必須刪除某些場景、劇情支線。「那1,000多萬就像懸在頭上的一把刀，沒有重拍的餘地，每天有一定的頁數要拍完。」現場美術陳如意說：「大家完全一條心，有什麼事情前仆後繼衝過去處理，那個核心點是君陽導演，他讓你看到一個vision（願景），讓人相信劇是往好的方向，很願意全部都給他。」拍攝《人選之人》時，有次她認為某個演員動作不符現實，林君陽能傾聽小小現場美術的意見，主動做出調整，「有些人覺得這樣就好，但他不會放過任何可以掌握的小細節，人格特質非常讓人信服。」
《與惡》製作人林昱伶說當初選擇找他合作的原因是：「之前看他的作品，就覺得溫溫的，但是可以感覺到他有一種對細節的執著。」拍完劇後林昱伶又邀請他擔任《做工的人》攝影師，他竟然答應，「《與惡》的時候他是坐在導演椅上發號施令的人，有一次我去《做工的人》拍攝現場，看到他趴在地上弄器材，那一刻覺得好感動。」
無論隨機殺人案、政治幕僚、客家家族茶廠、染煞和平醫院，每個議題都是一座山，他講拍攝《與惡》前的田調，實際去電視台看員工如何上班，研究每張辦公桌的擺設；為了《茶金》去茶廠看揉捻、發酵的過程，觸碰茶葉的溫度、濕度，才能指導演員手勢；《疫起》的手術戲，主角身旁的演員都是真正的醫生，撐起可信度；到了《人選之人》，為了打造政黨幕僚辦公室，盆栽多一盆、少一盆都要思考。他最近研讀的書是《哈佛寫作課》，以嚴謹標準來檢視田野調查的真實度。
但又忍不住推翻自己，幾部成功的作品下來，他感覺似乎被定位成善於社會寫實的導演，習慣固定的操作，「《與惡》很好，再來要做第二個《與惡》嗎？我們要想辦法做出更新的樣子，拍得一樣不是很沒意思嗎？怎樣突破自己，是這個階段會一直去想的事情…」
《與惡》續集預計今年下半年開拍，又是一個新挑戰。他露出整場訪談中難得的微笑，眼神篤定：「然後那根藤條就又出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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