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君陽說重構當年的記者角色確實不容易，「編劇有去採訪也被隔離的記者，有2、3次是已經約了，1個小時之後人沒來，他們不太想要去回憶當年的一些事情，我們後來覺得那就不要去打擾。」當事人不想被揭露，也莫可奈何，「要虛構這些角色，影射誰都不對，把他們放大其實不是好事。」因此薛仕凌所飾演的記者一角，某種程度上是完全虛構。
【林君陽番外篇】其實想要更虛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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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起》以20年前染煞和平醫院封院為題材，大量訪談田野調查必不可少。我們與林君陽聊起薛仕凌所飾演的記者一角，說起當年媒體仍用底片拍照，冒死進入和平醫院《壹週刊》的記者必須將拍好的底片從圍牆丟出去，事後也蒙受黑暗心理陰影。
《我們與惡的距離》同樣改編自真實社會事件，這似乎成為他的印記，卻又不滿足於此。「《與惡》很寫實，《茶金》也是根源於寫實的表演狀態，《人選之人》很寫實，《疫起》也很寫實，我好像一直都在用寫實的這個標準檢視這些故事，幕僚是這樣嗎？醫生是這樣嗎？不知不覺就會往寫實去靠攏，但其實說故事有很多種不同方式，稍微類型、戲劇化一點，說不定可能更有趣，我不確定這個路數是不是可以一直往下走？」
寫實的反作用力，是當劇情有一點不符現實的時候，可能引來的爭議。例如《我們與惡的距離》中，吳慷仁飾演的律師胸前別了一個律師章，但那徽章圖樣其實來自日本，台灣的律師並沒有這樣的慣例。又如《茶金》中描述台幣改革「4萬換1塊」的劇情中，國民政府與美國所扮演的角色在當時引發爭議。他不諱言感到挫折，「那個挫折是說，在台灣，所謂的政治正確或政治不正確，可能會讓虛構沒什麼空間。」
他說劇組確實找到一些歷史文件，有所依據才那樣編寫台詞。「在整個故事的邏輯上，我們在講大時代裡面小人物被沖刷，像浪濤一樣變成泡沫消逝的過程，去體驗小人物在大時代裡面的掙扎。對我來說，國民政府也是一個小人物，在當年的國際格局裡面，你確實看到蔣介石載浮載沉，隨時都會被扔到旁邊去，更別提當時的小官員，都是一種不知道明天會怎麼樣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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