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從2020年《天橋上的魔術師》拍攝中後期開始構思故事，劇本在腦海中想很久、電腦前寫很久，但拍的時候又拍很快，去年4月中旬開鏡，5月底殺青。電影開拍正值台灣#MeToo運動風風火火，故事太冒犯，演藝圈捅紕漏的也不少，不怕被炎上？「國外電影圈這幾年興起『親密指導』，台灣腳步跟得蠻快的。《血觀音》大尺度床戲是我設計的，那時候又要拍得性感，又要顧及普遍級尺度，拍得很挫敗，但現在就交給專業的來，這些親密指導多半是舞蹈家出身。我說我想要這場戲很獸性，他們建議騎乘式體位，導演的指令、演員能露點露到什麼程度，全由他們居中協調，都是契約化的過程。拍攝時，只有演員、攝影師和親密指導在現場，我只在隔壁的房間，透過monitor螢幕觀看，一切都變成標準的流程了。」
楊雅喆自嘲是控制狂，拍《天橋上的魔術師》很會哄小朋友演戲，然後轉過頭，又拿小朋友演出片段給成人演員看，說：「他們表演的純度在這裡，你能拿那個摻水的東西來騙我嗎？」過程來來回回非常消耗，但拍新片學會放鬆，「我懂得放手，讓專業的人來，必要的時候再勒緊他們。是，我綑綁別人的技術升級。」繩縛和拍戲，他用的是同一套修辭。
又或者我們是不是可以這樣理解，分工越來越細，意即台灣電影產業越來越健全？「可能是和中國關係劃清楚之後，想去的人就去，不去的人就留在這邊找一碗飯吃，留下來的人非但沒餓著，還能體面地、好好地把飯吃完。」話題還是回到政治了，放眼檯面上的導演，沒有比他更激進，更喜歡在網路上靠北時事，「我自己也會想新電影要走宣傳了，是不是該謹言慎行一點，但如果我的電影是對於性的探索、對自由的追求，結果自己的態度是這樣保守，幹，那我也太人格分裂了吧？」
訪問當天正值立法院外的青島東路風起雲湧，我們討論訪問告一個段落，是否就去衝一波？「我還是會去遊行，但現在已經不會站在台上講話，我喜歡淹沒在人海裡，享受自己就只是人群10萬分之一的感覺。如果上台講話，就沒有那種跟大家站在一起的感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