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上公認的惡人，為何還有教化的可能？
法院的判決依據之一是當年台大教授趙儀珊做的心理鑑定報告（報告並無教化的字眼，而是以三個變項來呈現—「矯治的可能」、「再社會化的可能」，與「再犯的可能」）。趙儀珊與吳敏誠、他的弟弟、妻子、二個女兒等親友面談，勾勒出的「惡人」有異於媒體報導的表面形象。
根據這項鑑定內容，吳敏誠出生於暴力家庭，長年目睹父親對母親的家暴，再加上吳敏誠有兔唇，身材矮小，成長過程中時常遭受霸凌，趙儀珊發現：「吳敏誠對其他人的關係都很正常，譬如，他對自己的小孩很好，會做家事照顧家庭，可是偏偏他在女性關係上有很大的障礙，容易以暴力解決問題。」她認為，除了無差別人殺人之外，一般的殺人行為通常是反映犯罪者對某類的關係處理上有障礙，最後才以暴力殺人方式解決。
對吳敏誠來說，因為從小遭受家暴的影響：「他對女性有扭曲的期待，這次殺人，因為女友做出了某些行為，讓他不自覺選擇童年目睹的暴力解決兩性關係的方法。」礙於犯人隱私，趙儀珊不願透露太多細節。她根據大量的面談整理出犯罪者個人的「累積風險模型」，模型中分為風險因子和保護因子，前者為造成個人犯罪的推力，後者為阻止犯罪的拉力。
這個模型也解釋了，吳敏誠隔16年才又殺人的原因，家庭關係是吳敏誠的「危險因子」，但同時也是他的「保護因子」：「他被原生家庭傷害，但他很愛二個小孩，前妻一直是好太太、好母親的角色，這是符合他對女人的期待，所以這16年間他都沒有犯罪，直到遇見新的對象。」
以這樣的觀點看來，人的犯罪是起源於個性的缺陷，再加上一點機運，如果不是16年與這位前妻維持穩定關係，吳敏誠很可能又殺了人。在三個變項來看：矯治的可能，指的是犯人對自己行為的反省，知道錯在哪裡，還有對監所的適應。「吳敏誠的暴力關係限於親密關係，在獄所裡的暴力傾向反而不高。」
第二個變項是：再社會化的可能，犯人願意持開放態度接受行為的矯治。第三個則是再犯的可能，其中的變項包含：是否有精神疾病、情緒問題、物質濫用、家庭支持、受雇的狀況。其中最重要的一項是「家庭支持」，很多犯罪者早就被家庭拋棄，犯罪後無處可去，因而再犯率高，「在這個案子裡，小孩跟弟弟、前妻都一直跟吳敏誠寫信，弟弟的經濟狀況不錯，有一個女兒也開始工作了，他們也承諾他出獄後，會照顧他，再加上，他出獄時已經超過70歲了，再犯的可能性很低了。」
服刑中的吳敏誠也知道自己的問題所在，趙儀珊問他：「如果再遇到同樣的情況，會怎麼做？」吳敏誠說：「我不會再交女友了，出獄都70多歲了，要把時間好好陪伴家人。」
（文中趙儀珊談述吳敏誠的部份，皆為法院內陳述資料，屬於可公開的內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