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金馬獎主席張艾嘉開口宣布，壓軸大獎「最佳劇情片」為《八月》時，導演張大磊在台下正嚼著口香糖，霎時手足無措。
怎在如此盛典嚼口香糖？而今回述，張大磊頗冤屈地解釋：「當時只覺得最佳新導演我可能有機會，特別緊張，最後不是我，就放鬆了，不用想太多。我前一晚沒睡，典禮又很長，放鬆了就特別疲憊。」怕打瞌睡失禮，口香糖是提神好物。
張大磊小檔案
- 1982年12月3日生於內蒙古
- 高中肄業
- 俄羅斯聖彼得堡國立影視大學導演系畢業
- 曾為搖滾樂手
- 處女作《八月》獲第53屆金馬獎最佳劇情片、最佳新演員
處女作。得獎了
何只張大磊，那夜，大概全場大半的人都快脫落了他們的隱形眼鏡，摘下最大獎的竟是這位沒名、沒錢、沒人脈的年輕導演，《八月》還是張大磊的第一部電影。
那是去年底的事，《八月》最近終於在台灣上映。35歲的張大磊身形窄瘦臉龐更瘦，襯得挺拔鼻子更顯個性，他總穿著那條腰間掛上金屬鍊的窄管黑褲，套著銀手環的手不時撥弄一頭濃亂黑髮，一身殘留的搖滾青年氣息。是的，來自中國內蒙古的他曾是一名搖滾樂手，在台灣的某場座談會上，他就彈唱起自己寫的歌《有雲的日子》。
電影拍的是1994年8月，12歲的張小雷國小畢業，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加速，國營企業紛紛民營化，捧了數十年安穩飯碗的人們一一失業，包括張小雷的父親。迥然不同於如今我們所見的暴富中國，電影裡，那一個個樸實的小人物面對時代鉅變，恐懼又無助，最後，這些下崗（失業）工人只能遠赴他鄉打工。
《八月》，正是張大磊的童年記憶，那個8月之後，一切都不一樣了。「以前我的童年沒什麼缺失，父親即使出外工作，一下就回來。可以說，在那之前我是張小雷，之後是張大磊。」他說話清淡簡潔，語氣沒有過多高低起伏，一如他的電影，無糖無鹽不油不膩得近乎平淡，若非靜心接收，難察覺其中力道。
張大磊的家鄉在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台灣人地理課本中的「歸綏」，一胎化下他自是獨子，那是共產社會的晚期，張大磊的父親在國營的電影廠做剪輯，母親在警察專科學校教哲學，張大磊從小熱愛踢足球，夢想當個足球員。
怯場咒。應驗了
直到初中，教練找張大磊談話，「他說我一上場就怯場，心理素質差，要我別踢球了。但我不覺得自己怯場啊，我當時踢中場，特勇猛。可是教練總說總說，後來我上了場就真的特別在意失誤，傳球傳壞了，隊友說我，我會在心裡放著，一次兩次，就開始怯場。」
就像算命有其預言式心理效果，教練一番未必惡意的話也像詛咒般註定實現，怯場2字自此成了張大磊一生魔咒。他說到這段回憶時，是在一場搖滾音樂座談會上，等會兒就要上台表演。
教練不讓他再參加訓練，他憤怒地迷上搖滾樂，「特痛苦，覺得聽搖滾樂時可以把那些事忘掉。」迷到影響課業，極少說話的父親開口了：「你好好把初三念完，考上高中，那個時候，你不想成為John Lennon（約翰藍儂，披頭四主唱），我都會逼你成為John Lennon。」
那時父親已離鄉工作，只他與母親相依生活，「我母親特嚴肅，基本上我不能有任何不好的習慣。」晚睡晚起、頭髮亂…？他笑道，所有我們能想到的，母親都能唸他。那你抽菸她不就爆炸了？「對啊！逃學、搖滾樂，這些（她）都瘋了！」他最後仍沒考上高中，只好補習，兩岸教育體制大抵差不多地令人窒息，後來他勉強考上高中，但讀半年就不想再去。
他想休學，母親無法接受，他找上父親。「我父親是特平靜的人，商量時他也沒怎麼說話，可能一邊聽一邊在想，直到最後他說好，然後就帶我去學校（辦休學）。」
他與朋友組樂團四處表演，然而，當年「怯場」二字已在他腦子生根成魔，幾次，表演中他情緒一來就把吉他給砸了，「不是表演風格，是真砸，特別暴躁，因為知道自己怯場。我現在也還怯場。」
學導戲。爆發了
音樂玩了幾年，張大磊感受到搖滾樂的極限，決定遠赴俄羅斯求學。他自小喜歡多種藝術，「畫畫也喜歡，音樂是最喜歡，超過電影。」十分誠實，絲毫沒打算討好影迷。
他踏進著名的聖彼得堡音樂學院，這裡出過許多古典樂界名人。怎料，渾身不對勁。「所有的一切看起來特別有規矩，肅穆高雅，進出的學生紮領帶穿西裝，頭髮一定要整齊。四周全是機械性的練習聲，尤其絃樂，不斷重複。」
他面試20分鐘就獲錄取，卻當場決定不讀。「音樂需要不斷重複練習，如果時間長，我會失去興趣。我特別熱愛音樂，那麼還是保持一定距離。」
但還是得學點東西，他轉赴電影學院。那兒完全兩個樣，「有人穿得很邋遢，還有人一身迷彩服、別著槍，或者在吃泡麵，就是很隨意，和我喜歡的感覺一樣。」他先前從沒想過讀電影，但那天就這樣決定了，果然隨意得可以。
父親依然憂心。「他建議我學攝影或錄音這些技術性的專業，以後容易就業。」張大磊又是不從，他想創作，決定讀導演系。
一年後，他卻陷入低潮。「回宿舍就把門鎖上，房間都不透光，看書、喝酒、看電影、寫東西，最多7、8天沒出門吧。我不敢回想，有時還有幻覺、幻聽，還好後來就自然好了。」他輕聲說，從小敏感，對身邊事物、細微情感特別敏銳，出國前就經歷過狂躁與低潮等等情緒。
但那段時間創作力也特別旺盛，他寫歌、寫劇本、寫些類似詩或散文的文字。他說，有些人的藝術創作從模仿開始，他相反，「自己的感受已經很多，情緒很足夠，可以說我先走了創作，後來才有一些借鏡，或說模仿。」
缺資金。靠爸了
許多人便形容《八月》有當年侯孝賢、楊德昌等台灣新電影的影子，也有人以日本導演小津安二郎的風格來比喻。張大磊自己則說，確實很喜歡小津安二郎，也喜歡楚浮（法國新浪潮導演）的《四百擊》，對於台灣新電影他更是如數家珍，例如他形容母親很嚴肅正直時，就比喻：「她有時候特別像牯嶺街（楊德昌的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裡小四的爸爸。」
畢業後他返國，2008年某一刻，忽然想拍一部關於兒時的電影。「我留學6年，加上回來那一瞬間對我的刺激，我突然發現我對過去的生活很迷戀，但我不清楚我在迷戀什麼，像夢一樣，我想去搞清楚。」
他寫了劇本，卻找不到資金。有2年，他幫新人拍攝結婚微電影，「不僅謀生，也是選擇一種自己的方式去堅持創作。」後來到北京，「也會拍一些單位的短片，他們需要宣傳。」其中，政府部門的短片特難拍，「他們的看法跟我的看法不一樣，如果創作上的我可以聊，如果是原則上的，我不可能讓步，最後得罪很多人，他們說我不好合作，那就算了，雖然那個掙錢多一些。」
此次在台發行《八月》的前景娛樂總經理黃茂昌就形容張大磊：「是個很不急著成功的導演，像他這次來台灣，一般人都會希望安排見哪些人哪些人，他沒有，很隨意。」去年金馬獎評審之一的焦元溥則形容張大磊感覺是「非常純粹的一個人」。
關於童年的電影一年拖過一年，「像腫瘤在身體裡作祟，總有這樣的念頭，讓我沒法兒繼續做別的事。」7年後，父親看不下去，拿出畢生積蓄，2015年張大磊以約新台幣1000萬元，總算把電影拍出來。
幸福感。回來了
不同於多數導演，對聲音敏銳的張大磊是先建構聲音，才思考畫面，他選擇以黑白影像呈現，有種如夢的美感，少了色彩，各種聲音也更顯突出：街邊叫賣聲、流水聲、鳥叫、大雨、歌曲…，像是用聲音說故事。
電影最初幾幕是家常生活，平淡規律，母親做飯，父親常得修理東西，街上不時有攤商騎著腳踏車兜喊：「磨菜刀」。那是物質不充裕的年代，「東西壞掉是要修的，襪子破了也要補。」
但在你的鏡頭下卻有種安穩的幸福感？ 「對，那時幸福的指數很高。」那是共產共享、集體社會的幾抹晚霞，他曾形容那年代是「覺得越窮越光榮」。接著自由市場經濟的狂潮來襲，「我開始有貧富差距的感覺，是我們家（族）有人那幾年讓家庭際遇變得非常好，他們的襪子破了可以丟掉，不用縫。」
電影裡，後來父親的鐵飯碗沒了，父親嘴上雲淡風輕：「以後大家憑本事吃飯，是好事！」實則焦慮無助，某晚還喝得醉醺醺與妻子口角。但為了兒子張小雷沒考上想讀的學校，他拿出八個月的工資送錢打通關卡。然後他問兒子為什麼想讀那間學校，兒子竟答，因為制服帥、皮帶好看。向來特平靜的父親氣得走人。
但劇尾，父親遠赴他鄉打工前一夜，悄悄走進兒子房間，躊躇許久仍沒叫醒兒子，只靜靜放了一條帥氣皮帶。沒有太多對白，張大磊以各種肢體語言將父親的角色詮釋得細膩動人。
片子拍完，張大磊也像是終於看清楚了什麼。他說，原是想弄清楚為何迷戀那個時代，拍完才察覺：「我以為我是拍我自己，結果是拍我的父親。」
得獎是意外，對他來說更大意義可能是：「父母親即便不說話，我能看出他們臉上輕鬆了，是我從來沒見過的開心，真的、真的、真的！」他說話聲一直極小，唯獨此時加重語氣。年少的狂風暴雨漸遠，《八月》治好了他的腫瘤，也撫慰了他的雙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