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原本的情勢會更加嚴峻。儘管北京方面得以展現軍力耀武揚威，並且取消了國家主席習近平的任期限制，台灣依然是中國共產黨必須纏鬥的難題。但是中國的國際處境艱難，包括與美國的貿易大戰迫在眉睫，以及部分民主國家因中國在其自家後院的活動頻繁，備感壓力而相繼反彈。
此外，中國的經濟亦充斥著矛盾，從現況看來無從永續，在在顯示麻煩重重。這些困境雖不至於造成中國崩潰或中國共產黨垮台，卻足以讓習近平產生掌權的不確定感，而他對於有可能推翻他的人，也逐漸多疑起來（特別是現在的中國憲法，已無從要求國家主席下台）。中國對社會的每個部門，幾乎都加強了管控，中國人與外國同行之間的互動，也受到更多限制。這顯示出執政當局沒有安全感，民眾畏懼它而非愛戴。因此，國家穩定與政權確保，才是（目前）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優先考量，在可見的未來也依然如此。
台灣的運氣一直不錯，因為對手北京當局處於分心狀態。但好運終有用完的一天。
到目前為止，儘管習主席與國台辦聲明否認，北京對台灣採取的其實是兩手策略，一方面給好處，但到目前為止都失敗了；另一方面，則是祭出一連串懲罰性或強制措施，結果不但沒有阻卻台灣人民，反而鼓舞他們繼續抵抗來自極權鄰國的吞併。
台灣人民到目前為止，都還能渡過難關的原因，是因為北京當局並未真正全力以赴，也依然尚未能夠採取令人印象深刻的威脅行動，比方說，從水、陸兩路入侵並占領台灣。
面對北京 台灣像是開車放空檔
而台灣面對中國威脅的反應，也務實得令人訝異。這態度看起來雖然難能可貴，但對於「現況將永遠保持不變」的假設與缺乏想像力，也著實讓台灣困擾萬分。面對北京的姑息權宜，台灣像是開車放空檔，只做到維持存在的基本要求。
倘若情勢轉變，一旦中國共產黨解決了國內最急迫的問題，又或者，遭逢來自國外的威脅時， 來自北京的挑戰可能更加強大，而尚未準備妥當的台灣，就得要拉警報了。
台灣必須在某些區塊上投資更多，以便中國在未來祭出涉及「國內法」的威脅時，有能力加以抵抗。（該法，《反分裂國家法》，是個過時、弄巧成拙的法律，目的在約束個人與組織，僅能確保平庸的延續而已。）不幸的是，蔡總統的首屆任期即將滿兩年，卻尚未著手處理相關議題。等到不久的將來，才開始應付已經打起精神的北京，那就太遲了。為了正面提升台灣自身的韌性強度，下列問題必須儘速解決。
用後即丟！台灣不能再這樣雇用外國人才
有關人事與經商法規，必須全面修改制訂，以利主管機關與附屬單位吸引國內、外的優秀人才，此舉攸關台灣如何因應現今與未來的挑戰。現行法規縱容績效不彰、不利人員聘僱，針對外部承包商亦無從給予適當的報償。在目前相關規定之下，外部專家的酬勞低得離譜，大部分都會拒絕工作邀約；即使接受，也是出自於對國家的責任心。但是台灣負擔不起靠著慈善與好意，來確保生存。而除了可笑的嚴苛法條之外，平庸公務員擔心外來援助會暴露其自身的無能，因此形成一股抵制外部專家資源的制度性風潮，削弱了公部門機構吸引人才的能力。
而能夠吸引、留用外國人才所需要的薪資水準與職涯升遷機會，也是嚴重欠缺；並且持續落後給鄰近地區的其他經濟體，包括中國在內。除了引進必要的技術與知識，吸引並留用外國人才，能夠進一步把台灣與國際社會及全球性機構連結在一起，有助於抵抗北京孤立台灣的所作所為。通常，台灣相關機構所雇用的外國人才，在數年之後都會被「拋棄」。由於工作機會前景不好，他們多半深以為苦，而且被迫做出選擇：要不留在台灣面對停滯的職涯前景，要不就前往工作機會比較多的其他國家。大多數的外國人才都願意幫助台灣，但聘僱單位卻以縮短合約的方式來傷害他們，又或者視之為工具，幾年後用完即丟。這些絕對不是在國際社會中交朋友的好方法。（這些現象口耳相傳出去，台灣的名譽受損，使得高級技術人才因而卻步，放棄考慮到台灣工作）。短期利益主義使台灣深陷困境，這是個危險的盲點，因為明明知道中國達成目標的方式，採取的是長期觀點。
31項惠台措施之前 台灣人才就已外流
台灣的大學、智庫及公營機構的薪資與待遇，依然微薄。受僱人員透過創意與努力，把各個領域的專業帶進台灣，做出實質貢獻；包括能源安全、司法改革、經濟策略、全球通訊以及國家安全等等。但他們往往遭到自己服務單位的斥責（他們表示，來到台灣工作的專家，都遭到同事的忽視）。而在國外受教育、回國協助建設家園的台灣人，也持續受到歧視；他們通常找不到工作，被迫帶著自己的專業技術移民他地。中國不需要推出「31項惠台措施」來引發台灣的人才外流現象。因為實際上已經發生：用不著北京方面的協助，台灣的學者、電影工作者、科學家、兒童心理師、廚師等人才，在台灣多年來的努力遭到挫敗之後，最終望向他方追求夢想、成立家庭。台灣應該敞開各部門（大學、智庫及其他機構），用符合國際競爭水準的薪資與待遇，接受外來的競爭。這不僅有助於吸引、留用急需的人才，也能激勵台灣本土員工提升自身的實力。上述做法一定對台灣有幫助。
關係良好的才申請得到政府預算
浪費政府的有限資源，依然是民進黨執政下的問題，國民黨主政時期亦是如此。相關單位在政府資深官員的施壓之下，被迫提供大量資金給「關係良好」的預算申請者（他們所爭取的計畫是否有利於台灣，值得懷疑）。部分人士為了確保財源，毫不猶豫訴諸脅迫、威嚇或敲詐手段，相關單位受制於施壓者的特殊政治關係，別無選擇只好撥款。造成的結果是，能夠影響台灣未來的計畫反而預算不足，甚至完全得不到經費。以台灣目前的情勢，實在負擔不起這樣的問題。政府支出的效益回收必須極大化，對台灣沒有助益的花費必須大幅減少。
這是由衷的呼籲，而不是想要批評台灣。台灣依然是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地，而筆者對這片土地有深切的關懷，希望台灣能夠更好。多年以來，對於台灣民主的前景，個人一向努力保持正面看待，並且力抗台灣未來悲觀說的論調。同時，筆者也明瞭，到目前為止，我們都還算幸運，因為北京雖然口中宣稱，卻尚未選擇動員所有資源、認真地解決「台灣問題」。（或許我們一直都是中國體系長久以來效率低落問題的受益者，但再次提醒，我們不能倚賴這樣的狀況會永遠如此）。
制度問題最嚴重
上述意見僅是台灣可以立即有效進行改變的眾多區塊之一；倘若無法做到，不能歸諸於北京當局或不可靠的國際夥伴。強大的防火牆必定是從家園開始築起，應透過全體一致的努力，進行政府的現代化，使得相關機構更有效率並做好準備，以面對未來幾年即將衝擊國家的諸多挑戰。我們不能因為認為每個國家的政府都有「沒有效率」的現象，就不把它當一回事。事實真是如此，面對生存威脅的台灣，沒有立場可以容忍這樣的問題。很多的例子顯示，制度上的問題，比起其他層面來得嚴重。這是缺乏領導力與願景的結果，也是台灣歷任政府一再凸顯的特性。威權統治時期的過時作為，也因此得以延續到民主化的時代。而要改變這一切的時機正是現在。我們只能期待當今政府的執政官員，包括女性總統在內，都有足夠的勇氣推動改革；而反對黨也能扮演好忠誠、負責任的反對角色，讓所有的努力促成改變。
本文作者寇謐將（J. Michael Cole）身兼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台灣研究計畫的駐台北高級研究員、法國現代中國研究中心（French Centre for Research on Contemporary China）副研究員，以及《台灣守護Taiwan Sentinel》總編輯。他曾任位於渥太華的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分析師，擁有加拿大皇家軍事學院戰爭研究碩士學位。寇謐將最新著作《Convergence or Conflict in the Taiwan Strait》，在2016年由Routledge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