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自由？20歲的廖崇倫回到台中一中的校門口，現在的他和舊照片裡，在門口抗議的模樣差異不大，甚至連服裝也帶著高中生的氣息。他絲毫不介意腳下藍白拖鞋入鏡：「上了大學，沒有人管你穿什麼，看似自由，但大家會期待你大學生要怎麼打扮，像我這樣隨便穿就不合格。」因為關心環保念了環工系，可是身邊的同學全都在準備公務員考試，「沒有人管你的地方，結果大家卻在做一樣的事，這算是自由嗎？」
廖崇倫在彰化溪洲水尾村長大，父親是法官，母親是家庭主婦，家中還有一個妹妹。他從小在家說台語，直到小學到員林市區念國小才第一次學「國語」，同學笑他不會說話，取笑他的腔調，他不以為意：「從小我爸就讓我們知道，說台語不是什麼低人一等的事，別人笑我，我才覺得你台語講不好，很奇怪。」
小學才開始識字：「那時候覺得認識字很棒，可以讀很多書。」他在父親的書房裡讀到切．格瓦拉的《革命前夕的摩托車之旅》，然後對應自己的校園生活：「我看到老師體罰學生、很多不合理的規定，就開始心生不滿。小學時，學校規定打籃球要把衣服紮在褲子裡，廖崇倫不服，帶著同學到校長室靜坐抗議，校方不理。他又帶著同學到訓導處丟甩炮：「那時候以為是武裝革命，現在看真的超幼稚。」
上了國中，他仍舊不安份，老師上課，他就在位子上寫書法和做木工，有時蹺課爬樹，在樹上發呆一整個下午。考前3個月，他發奮念書，如願考上一中。這個校風自由的校園裡，他如魚得水，念自己想念的書，帶同學抗議、參與社會運動。父親從沒反對他的不務正業，「當然，他還是會念我考試考太差，他對我的期待就是念台大，之後當個學者。」
廖崇倫如願考上台大歷史系，念了2個月就決定休學：「我想要回鄉，大部分一中畢業的學生就是要離鄉去念台政清交，校內的運動經驗沒辦法傳承。」他想要跟土地的關係有更緊密的連結，多為故鄉做一點事，父親認為，要改變社會，要先安頓好自己，先讓自己有社會位子、說話有影響力，才能達到目的。廖崇倫等不及了，在他的眼裡，知識不是用來得到社會位子，而是可以在生活裡實踐。
父親斷了他的經濟來源，要他休學就不要回來了。他的戶頭只剩3000元，要撐4個月，當時他還住在台大宿舍，晚上就到社團辦公室找社團辦活動剩下的便當，或是趁學生餐廳快打烊了，他去拜託打飯阿姨把剩飯給他。就連重考的課本，他都得到中一中校園撿學弟丟到回收桶的二手書。
「做了這個選擇，我反而更了解家鄉的人在想什麼，他們有多不希望我留下來，就代表他們有曾經多麼想努力想離開故鄉讓自己脫離貧困。」他說起自己務農的家族，有的在市場賣菜，有的則是吸毒、犯罪不斷入獄。父親是村子裡唯一的台大生，努力讓整個家族脫貧，而脫貧的方式就是離開故鄉。
被趕出家門，「我很想回家，但不想道歉，因為我沒做錯什麼事。」2年前，他重考上了中興大學，幾個月後，阿嬤一通電話，他回家吃了年夜飯，一家人算是和解了，只是重考一事仍是家中敏感話題，父親提到時仍有些情緒。你後悔做這個選擇嗎？廖崇倫有點感傷地提起，反課綱運動時自殺的林冠華：「事件當時，我們都覺得他是烈士，為理想犧牲，可是現在高中校園有誰還記得他？」
他又提起另一名中一中的學弟，曾在校園發動大型抗議爭取學生權益，校方的承諾事後全部跳票，而學生也不可能再次被聚集：「做這些事，很像薛西弗斯推石頭，不斷地推不斷地滾落…一切看起來白費力氣，但卡謬說，推石頭的過程本身就是意義。」他高中畢業後仍每週回台中一中，帶學弟讀書會、辦各式活動，已經過了3年。
「我從小在水尾沒什麼玩伴，因為人口外移嚴重，整個村子留下來的只能做比22K更低的工作…前陣子聽說一個跟我同年的鄰居，國中畢業就到工地，最後意外從鷹架上摔下，死了。」水尾村上一個考上台中一中的人是在80年代，「我們把政治談得太偉大，談得離生活太遠。」
即便，一路走來有失望與挫敗，廖崇倫並不後悔，所有的政治參與都是從生活的小改變開始，因為關心自然與環保，他也開始吃素：「畢業後，我想回鄉教書，偏鄉缺的不是硬體設備，而是好的老師。」他依舊是那位滾著石頭上山的薛西弗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