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聽眾大家好，我是鏡週刊文化組採訪主任胡慕情。今年是我邁入記者生涯的第十五年。過去我曾經擔任日報記者五年，二〇一〇年時，短暫到公共電視剛創立的新媒體公視新聞議題中心一陣子，之後，成為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環境新聞專題記者。三年後，又決定離開。
【血是怎麼冷卻的 E00】那些加害者 為何會殺人
當時離開公視，是為了寫書。原先以為一年就可以完成，豈料書正式出版，已經是二〇一五年的事了。這期間，台灣發生了震驚社會的北捷隨機殺人事件與小燈泡案，受到香港媒體端傳媒邀請，我開始著手整理台灣過去多起隨機殺人事件的背景，最後選擇其中一個案例進行採訪，在二〇一五年刊出我的第一篇社會案件報導。後來在二〇一九年七月，受邀到鏡週刊專職採訪社會案件。
從專門跑環境線的記者，變成跑社會案件的記者，看起來是很突兀的轉變。但對我自己來說，跑社會案件雖然多了許多沒有挑戰過的門檻，但那與我為什麼要從事記者這一個行業，以及我看待環境議題的方式，有同樣的核心精神，而且有邏輯連貫。
從小我就是一個很愛問問題的小孩。兩三歲時，剛學會認字，家人帶我從新莊到墾丁玩，一路上我都在辨識招牌上的字。要是有不懂的，就會立刻發問。這漫長的幾小時車程，車廂空間裡全是我的問題。大概是太吵了，最後問到長輩不耐煩，阿姨給我一百塊，要我閉嘴。但有時候成人拒絕回答孩子的問題，不是因為不耐煩，更多是因為他們不知道怎麼回答。
有一位我很喜歡的攝影師，叫杜韻飛。他最近以新移民二代為拍攝對象，創作了「未來祖宗像」的作品。但他最廣為人知的，是另一系列以流浪動物安樂死為主題的「生殤相」。杜韻飛以拍攝人類肖像的方式拍攝即將要被安樂死的流浪動物。要人類不能迴避、直視那些被迫安樂死的生命。
而那是我從小就開始疑惑的。小時候，我總是一再撿流浪貓狗回家，撿到家人火大罵我，說要是再撿動物回來就滾出去和他們一起流浪。我問為什麼不能撿？家人的回答是人都養不活了還管狗！而小學畢業時我寫信問導師，世界上為什麼有這麼多流浪動物呢。為什麼養不起，就不要管了呢？迄今我已三十六歲，他仍然沒有回答我。
我有蠻多元而複雜的家庭背景。我是非婚生子女。但我一直到小學四年級左右才知道。在那之前，一直以為我的家庭和社會課本描述的一樣。實際上不然。回頭來看，我的生命底蘊，是日後我採訪生涯中會遇見的各種議題，比如用藥、家暴、單親、失婚、隔代教養、酒癮、性別、勞動、異國婚姻，乃至於殺人。而日後的學習經驗，則讓我開始涉獵動物、環境與原住民議題。
小時候，我會去龜山監獄探望一位家族成員，當時長輩告訴我們，那裡是學校。就讀小學的我很疑惑，因為那所學校的同學，從來不能下課，也不會回家。而我們跟他說話，必須隔著玻璃隔板。我問過長輩，他們只用小孩子「有耳無嘴」打發過去。要到很久以後，我才理解，當時去的地方叫監獄，不是學校。
家族成員是因為外遇事件，過失殺了伴侶的出軌對象。過失殺人。有錯嗎？當然有。殺人是滔天大罪。可是這個錯純然是個人的錯嗎？這個疑惑，在大學讀了社會學才慢慢了解，被劈腿會讓人失去理智，裡面有社會結構的問題在。
從以前到現在，我們對犯罪的想像都是懲罰，這讓更生人出獄後很不容易找到工作。二〇一五年初，有一則新聞在臉書瘋傳。 那是西門町槍擊案的主嫌陳福祥落網的事件。他之所以能夠落網，是因為警察透過臉書掌握他有一個叫林俊的朋友。
陳福祥和林俊曾在台南監獄一同服刑，陳福祥在監獄中很照顧林俊，林俊出獄後找到陳福祥，陳福祥拿十萬元給林俊並規勸他不要再踏上江湖路，但林俊因為社會不接受他，加上對陳福祥的感念，直接表明要跟著陳福祥打天下，一天到晚在臉書留言給陳福祥。
新聞播出後，我去看林俊的臉書，發現林俊只有兩個朋友。因為他在陳福祥那裡一直留言，陳福祥怕洩露行蹤叫林俊刪掉，但他不會刪。這段對話被人截圖，成為笑話，說他真的是豬隊友。但當時我只覺得十分悲傷。因為林俊不是林俊，而是更生人的象徵。林俊讓我想起家族長輩。他出獄後，因為無法重新融入社會，有一天帶著槍外出後就失蹤了，下落不明至今。我們後來想，他應該走回老路，在一個我們永遠都不會得知的境況裡孤單死去。
我們可以將一則故事當成笑話。也能從故事裡看見人之所以可笑或可悲的因素。當我們能窺見結構，就可能去除人變成笑柄或悲涼敘事的可能性。而我開始理解這件事，是因為閱讀。
我最早喜歡上的作家是傑克．倫敦。起初讀的是他最為著名的「野性的呼喚」。野性的呼喚談的是一隻出生良好、名叫巴克的狗，陰錯陽差被賣到阿拉斯加，成為淘金者的雪橇犬，之後回歸荒野的故事。讀這本書的時候年紀很小，因為生命經驗有動物陪伴的關係，單純感動於小說裡人狗之間的情誼。長大一點重新讀過，才慢慢看見巴克在歷險過程中，淘金者為何可以殘酷對待另一種生命的原因，而一隻狗要在這麼多磨難裡，存活下來，卻又同時不遺忘曾被愛過的記憶，有多不容易。
透過閱讀，我知道有人和我一樣，有人比我更糟，而無論狀況到底如何，這些角色都有一個共通精神，就是不害怕疑問，因為不害怕疑問，他們會遇見許多陌生人，這些陌生人會自動串起一個網，承接住你。
小時候，我非常喜歡閱讀童話。安徒生童話裡我最喜歡的一則，是雪后。
雪后的故事裡，有一面惡魔製作的鏡子，這面鏡子會扭曲事實，把美好的事物照成醜惡的事物，把缺點都放大，讓優點消失。有一天惡魔的鏡子不小心在飛行時打破了，亮晶晶的玻璃落入人間，大的碎片被人拿去做成窗戶或眼鏡，小的碎片因為細如沙粒，就隨風飄揚，飛進人的眼裡。從此，透過惡魔鏡子看事情的人，心裡多了不信任與計較；而被碎片飛入眼中的人，心會結冰。
故事的主角，是一對青梅竹馬，凱和格爾達。他們兩個非常要好，也很討人喜歡。有一天，他們在花園裡玩耍，凱這個小男生，眼睛突然被魔鏡的碎片入侵了。他開始性情大變，什麼都不喜歡，在村莊裡搗蛋，讓大家很頭痛。有天他在冰天雪地裡遇到雪后，愛上雪的完美無瑕，於是他就被雪后帶回冰宮。
格爾達知道這件事之後非常傷心，而且凱的奶奶也非常擔心凱。格爾達於是下定決心，她要去把凱找回來。可是這樣一個小女孩，要怎麼救回凱呢？她甚至連雪后住在哪裡都不知道。但格爾達不怕。她只是出發，然後問問題。她問鳥兒，問花、問樹，這些生物為她引路，告訴她如何避開危險。終於在歷經千辛萬苦之後，格爾達來到了雪后的冰宮。
但這時候，凱已經不認得格爾達了。格爾達不知道該怎麼辦，於是不斷地講述他們的過往，並傷心地哭了起來。在她抱著凱痛哭的時候，眼淚流到了凱的胸口，融化了凱結冰的心，凱終於認出格爾達來，凱也在這時候流下眼淚，將魔鏡的碎片沖出眼睛。凱解開了身上禁錮，和格爾達一起回到村莊，換回自由，繼續過著原本平凡快樂的日子。
雪后的故事有安徒生對上帝的信仰。但我不是在說人要有宗教。而是這則童話，提醒我和解與善都有可能。而要走到那樣的境地，只能靠著不斷疑問。
唯有持續提問 才能引領問題方向
所有文本都會有結局。這是閱讀帶給我最大的啟發。作者讓故事走向結局的方式，就是一連串的提問。當有提問，就會想要找到答案。答案一定會帶你走向完美嗎？不一定，比如雨果筆下悲慘世界的革命失敗了，可是有些人在這過程裡得到救贖。而那樣的提問勢必也感染了許多人。因為這些經驗，不要坐在密閉空間裡聽故事和寫故事，成為我最想做的事。但就像大家知道的，作家是賺不了錢的，所以記者這樣一個可以正大光明採集故事、並藉由書寫跟自己對話的職業，理所當然成為我的選擇。
畢業後，我在世新大學旗下的台灣立報工作，一開始是跑教育，後來重心轉移到環境議題。轉移到環境，不是突如其來的事。除了立報本來就關心環境議題外，也和成長經驗有關係。
大概在國中之前，每年寒暑假，都會到木柵指南宮暫住。每天清晨，我會和外公搭著採礦的台車去採草藥，在木柵後山，豢養著梅花鹿。 當時的小山溝還有許多生物，各種蛇類也很常見。但日後牠們逐漸消失。畢業旅行到高雄，我們被告誡著別喝高雄的水。當時只知道不要喝，要到成為記者才知道，那是因為高雄長期作為一座承受著石化污染的城市的緣故。
我出生的年代，是自然景觀快速消失、都市急遽發展的交叉點。這樣的經驗，隨著日後成為記者，進行採訪，才知道過往教育系統以非常簡略方式陳述的重大建設、經濟發展，都是空洞且缺乏情感的名詞，但在這些名詞裡，其實有活生生的人，被欺凌、被犧牲，甚至走向死亡。
二〇〇八年，是我對人被欺凌致死這件事感受最為深刻的時候。那年起，台灣爆發許多土地徵收案件，比方中科四期二林園區、熟為人知的苗栗大埔、竹東二重埔、竹北璞玉、土城彈藥庫、苗栗後龍科技園區等⋯⋯，那陣子，我密集地採訪這些徵收個案，聆聽了許多悲傷的故事。這些農民，因為不當土地徵收而崩潰，許多人生病，或死亡。而這麼多的個案裡，有一個村莊獲得勝利，那就是苗栗後龍灣寶。十多年間，他們兩度對抗國家的強制徵收，保留了土地跟家園。
灣寶的居民認為，抗爭成功是得自於許多人的幫忙，因此希望我替他們寫下抗爭經歷，看能不能幫助到其他還在抗爭的人。這就是我一開始說，要離職寫書的背景。在書寫過程中，我重新觀看台灣的經濟發展史，赫然發現，土地徵收的浮濫，不僅僅是有人受苦這樣的表層意義，它同時也意味著，我們不再知道還有什麼發展的可能性，所以把能扎根、永續的土地徹底商品化。這種商品化的手段，是一種不顧未來的謀財方式，當社會發展無法均質，就會帶來更嚴重的貧富不均，錯誤的公共政策，而導致人的扭曲。
比如，國家投資發展科學園區，大力補貼水電、土地租金，實際上園區卻無法帶來真正穩定的獲利，因此，經營困難時，會要員工放無薪假，會壓低職場新鮮人起薪。年輕人對未來無望，會產生什麼結果呢？我們往往以為不嚴重，但就在二〇一四年，發生了北捷隨機殺人事件。
惡魔中二的背後 是怎樣一個人
社會大眾因為鄭捷說，對未來沒希望，而罵他中二、殘酷、是惡魔。好像這一切都是他個人的問題。可是他犯案後，有許多年輕人效仿。北捷隨機殺人並不是一起意外，只是一顆社會孕育的不定時炸彈，終於爆發了。因此，那時候我就決定，當灣寶的故事寫完後，我要追蹤北捷事件。
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發生不久後，又發生了小燈泡案。因為是光天化日下砍殺一位女童，整個社會都受到嚴重衝擊。但台灣的媒體，依然選擇用過去的扁平方式，解讀這宗案件。當時，香港媒體端傳媒認為，應該要有不同的視角。在他們的邀請下，我開始著手整理台灣過去多起隨機殺人事件的背景，最後選擇其中一個案例進行採訪，在二〇一五年刊出我的第一篇社會案件報導。
這篇報導，寫的是台南湯姆熊殺童案。有別於傳統社會案件著重在犯案手法，或者是警方破案過程，我書寫的重點，是去理解這個殺害男童的犯人曾文欽到底是誰、什麼因素使他犯案，他會犯案，又跟社會結構有什麼關係？之後，也寫了北捷隨機殺人事件的被害者報導，去反思社會將死刑當作唯一正義的手段，是不是對被害者家屬，以及修補社會裂縫真的有所幫助。
這幾篇報導，都獲得了蠻正向的回饋。顯示了社會對理解他人其實是有需求的。我們能不能不再以獵奇的眼光來看待社會案件？這個節目，將對過去的觀看思維提出挑戰。日後我們會不定期播出重新追蹤的社會案件內容，希望社會有天能夠理解：我就在我們之中，如果冷漠，他人的地獄，最後也是我們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