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官方首次提到疫情，是在2月19日宣布庫姆出現兩起死亡案例。第一名死者是曾經去過武漢的伊朗商人，第二名死者則是一位醫師。在他們過世之前，很可能已經把病毒傳播給他們的親人、朋友和同事。
隨後疫情迅速擴散，遍及伊朗31個省份。到庫姆朝聖的外國遊客也出現感染病例。在2月24日，伊朗衛生部官員宣佈全國出現64例，包括12人死亡。一名來自庫姆的國會議員法拉哈尼駁斥政府的說法，他向媒體透露，庫姆的死亡人數已經達50人。
不過，這位議員的說法卻招來官方憤怒的駁斥。伊朗衛生副部長哈里奇放話說，如果死亡人數有法拉哈尼說的四分之一，他就辭職下台。
一天之後，哈里奇自己也被檢測出冠狀病毒陽性反應，目前正接受隔離。
官員染病毒為何特別多
到了二月最後一個星期，有超乎尋常比例的伊朗國會議員和政府官員感染了武漢肺炎。由於伊朗新國會的議期剛剛開始，許多伊朗的政治人物經常往返於庫姆和德黑蘭，很可能是其中有人在庫姆感染病毒之後，又傳給了其他的同僚。
伊朗人習慣上以吻頰作為打招呼的方式，政治人物更是刻意藉由吻頰禮，來展示他們當權者之間的親密程度。這自然也增加了病毒傳染的機會。
另一方面，政治人物感染病毒的消息往往最早被外界知道，這也因為伊朗對於菁英階級的特殊待遇，也讓他們得以成為第一批優先接受篩檢的對象。
相對之下，在疫情人數快速累積之前，許多地方甚至連醫療人員也未被告知這個傳染病的危險。例如在吉蘭省的一名護士，在死亡一個星期之後，才被通知測出了病毒陽性反應。
疫情發布要看選舉
伊朗官方宣佈庫姆的第一個死亡案例，是國會選舉的前兩天。在經歷去年11月全國大規模抗爭，以及軍方隱匿意外擊落烏克蘭客機的事件後，政府公信力蕩然無存。伊朗當局有意藉選舉的高投票率，來強化執政的正當性。這不免讓人懷疑，當局有意隱匿和淡化疫情的消息，以免選舉的活動受到影響。
不過儘管強硬派一如預期贏得大選，伊朗國會投票率創下了自1979年革命以來的最低紀錄。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米尼指控「國家的敵人」在選舉之前「誇大冠狀病毒的威脅」打消了選民投票的意願。
庫姆是群聚而高度感染的地區，伊朗政府可以採取封鎖政策把疫情的危害降到最低。但是伊朗當局做法卻是姍姍來遲。如今，德黑蘭的地鐵車廂已經進行消毒，全國各地學校關閉到四月初，大部分地區的星期五清真寺禮拜也已經取消。但是伊朗的疫情已經一發不可收拾。
武漢肺炎危機給伊朗帶來最重要的教訓或許是：公衛政策不該被政治化，尤其是在需要做緊急醫療回應的時刻。
參考資料：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