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孟琦進一步補充說，德國有非常完善的規定，偵查手段干預程度愈深，控制密度愈大，因為侵害的隱私有程度的差別，所以會有不同密度的法律保留的設計，例如德國允許住宅監聽，但審查密度就很高，由於GPS就屬於中等程度的侵害，而有不同的法律保留設計。
連孟琦表示，以GPS來說，與通訊監察內容不同，最理想是訂在刑事訴訟法，有人批評說不適合放在刑事訴訟法是沒道理的，目前法務部先推出了科技偵查法的草案，讓這些工具受到立法管制，這是開啟公共對話和立法工程的開始。
對此，北檢檢察官蕭永昌則表示，是否要立法授權管制科技偵查工具，與各項工具如何設計規範是兩層次的事，好比立法授權偵查搜索，大家覺得沒有問題，但如何設計搜索的細節規範，則是可以妥善立法，不會因為細節難以設計，就直接說不應該立法授權偵查搜索。
蕭永昌以他承辦過的國家安全法共諜案為例，他認為嫌犯相關人等大量使用微信，使用後就立刻刪除，司法警察經常反映調查上的困難，尤其販毒和製毒集團都早已運用各種科技工具，如何有效防堵犯罪，更是科技偵查法有必要盡快立法的現實需求。
蕭永昌表示，與其一昧反對科技偵查的立法，反而應該把重點放在，如何避免權力遭到濫用，如何妥善設計相關規範，但是也必須提醒，國家的保護義務，以及我國人民對於社會安全的期待，包括對於犯罪被害人的保護。
刑事警察局科技犯罪防制中心林建隆主任也表示，前陣子新聞大幅報導的新竹被囚少女，媒體也都報導了，警方使用M化車找到了被害少女，倘若沒有M化車，該如何找到這位少女？因此，相關的立法規範是必要的。尤其在緊急情況下，例如找到少女了，但是很可能來不及向法院取得令狀，如何在法官保留原則下，賦予緊急處置權也是相對重要。
新北檢檢察官姜長志表示，最近偵破的詐騙集團顯示，竟然已經進化到了被害人補償機制，如果被害人要去提告，詐騙集團竟然會付錢和解希望他們不要提告，所以現在的重點是，犯罪是不斷進化的，但是偵查手段卻是完全落後，如果國家和人民希望檢察官、警察能發揮效能，有效打擊犯罪，就要提供跟上時代的工具，不可能又要馬兒跑，又要馬兒不吃草。
律師陳重言說，他首先肯定開啟討論科技偵查立法，這與我國通訊監察及保障法的法規標準和審查密度相近，而且草案有相近外國立法例可以參考，尤其德國對於科技偵查有相當完善的法制可以參考。
陳重言強調，不會因為有干預人權就不可以有科技偵查法，否則整部刑事訴訟法都該廢了，如果大家看到M化車查到犯罪，找到被害人，大家都讚許，但是當準備立法時，大家卻又表示反對，這當然是很矛盾的。
陳重言也提到，具體的保律保留該如何設計，當然是可以討論，但不可能武斷說不可以立法。陳重言也提到，德國刑事訴訟法學界都表明了，德國對於所有包含科技偵查的強制處分手段，都已經立法規範了，目前只剩下「警察挑唆」和「信民」這兩者還沒規範了，由此可見我國立法之落後，應該盡快開啟立法工程。他也建議，要維護刑事司法的效能，不僅應該立法，甚至應該積極立法，如果可以在刑事訴訟法內立法是最好的，退而求其次就是立專法。
雲林地檢署檢察官施家榮則表示，GPS到處都買得到，駭客有沒有被使用又有誰知道？與其缺乏法律管制，還不如全盤檢討，設計完善立法。他強調，要整體去評估比較各種強制手段對隱私侵害程度的差異，有時候調病例可能比GPS探知的隱私更多，但是因為我們常常缺法整體評估比較，每次只抓一種出來檢討，說立法設計沒有法官保留，就直接批判法治國要崩潰，這都是太過簡化的說法。
律師徐承蔭則提醒，除了從被告角度，也要考慮從被害人的角度來思考，只有能保障被害人的國家，才能稱得上法治國。他提到在他接辦的案件中，有被害人遭到強盜，甚至殺人的案件，但是當他請求檢察官和警察努力蒐證時，卻遇到了許多瓶頸。他提到，要打擊犯罪不是只靠一腔熱血，對於科技偵查有其立法必要，不是放著忽視不管，反而應該是積極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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