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臺北人》最後一篇〈國葬〉的開場，12月天，天色陰霾，空氣冷峭，寒風陣陣吹掠，我們跟著白先勇，來到位於六張犁的白榕蔭堂墓園。緩坡山道一路向上，幾處岔路讓司機遲疑，但白先勇只瞧一眼就指示了方向。這路途他常走，即便每年皆到美國避暑，這日子也差不多回來了。
什麼日子？父親忌日。8年前，白先勇出版《父親與民國》，是為「父親3部曲」的第一部，卷末照片即是他撐著雨傘，在父親的墓前悼念。8年後，他又回到這裡。在車上，他一路和我們談著父親白崇禧過世後，多少過往的部下前往悼念，像重新敘述一遍自己的小說。下了車，他就成了自己的小說人物，儘管年邁了，也要來追憶名將身影。
寫完父親功績委屈 心安理得了
在他位於大安區的家中初訪時，他談起為父親作傳的動念，始於1994年退休，但直到今年9月，才終於出版3部曲的最後一部。「寫完了，拿到父親墓前給他看過嗎？」他一笑，說還真該去一下，隨即約了前往。
12月2日，小雨如霧的日子，83歲的他小心走路，撐著傘來到父親墓前，才發現原先說好要給父親的書，誰也沒記得帶上。但他也不慌亂，收起待誰都一團和氣的笑，獻上鮮花，駐足懷想。我問他雨中站在墓前，和父親說了什麼？他說：「就是一個交代。他一生的功績，他在歷史上的地位，為國為民做的事情，還有受的一些委屈，我都寫完了。心安理得了。」
都寫完了。新書《悲歡離合四十年：白崇禧與蔣介石》共48萬字，從父親過世前一日寫起，「民國55年12月1日，星期四，台北市松江路。12月初的台北，天氣陰冷。鉛塊般厚重的大片積雲，籠罩在台北的上空。」
看了新書才理解，寫於父逝5年後的〈國葬〉，其實只是重現了小說家父親離世前後的日子。一代名將如同兒子筆下的一群「台北人」，其實都不是台北人，只是逝於台北。54年前的這一天，白先勇在美國接到電話，得知父親因心臟病逝世。小說家徹夜無眠，回想一代名將生涯，自1911年參加辛亥革命起，見證民國誕生，又見證了民國戰敗退到台灣，那晚最大的感觸是：「一個時代過去了，他的時代過去了。」
卻似乎未「正確地」過去。曾經在廣州任命白崇禧為國民革命軍參謀長的蔣介石，後來在台北民權東路上的市立殯儀館弔謁部下，書裡還放了張蔣介石神情悲肅的照片。
但也是同一人，隔天在日記寫下：「昨晨往弔白崇禧之喪，其實此人為黨國敗壞內亂中之一大罪人也。」
童年往事顛沛流離 回不去的家
54年後，那所謂「罪人」的兒子，在父親墓園受訪。我說，為父親作傳一事，彷彿從《臺北人》就開始了，翻開第一頁即寫：「紀念先父母以及他們那個憂患重重的時代。」那個戰敗的背景，莫不是以小說形式先寫了一次父親？父親也被寫進《臺北人》的最後一章。
然小說家聽後也只是笑，說：「講白了，中華民國在大陸亡掉了，亡掉了嘛。」幾個字道盡一整個世代的淪落人處境：身在台北，懷想著往日榮景和對岸的故鄉。我們到白先勇家拜訪，那是個由他作品構成的空間，各牆都掛著書法家董陽孜的題字，《孤戀花》《孽子》《紐約客》《一把青》…而掛在書房、寢室和客廳交界處的，則是《臺北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