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稱自己是路痴，我順勢問：「但台北有這麼多路名都是從中國移植過來，會不會很錯亂？」他像沒聽懂意思，笑著答道：「有的，很好玩的，像我以前住松江路是邊陲，是北大荒的。」舊家地址，現在變成了汽車公司的店頭。
童年和往事，都是回不去的家。
生於廣西桂林，白先勇一路輾轉重慶、上海、香港、台灣，隨戰亂而遷徙。他說父親一輩子推崇儒家思想，自己也受了影響，然孔子「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但白先勇的15歲，已經歷過在重慶被隔離3年的肺結核大病，後又失家流離，15歲來到台灣，住在這個他形容為「江山丟掉了，只剩下台灣」的地方。
反攻據點成為自由中國，又「正名」為台灣，一整代的「台北人」都不在了，繼之而起的，是「外省籍」的台北人。
身後將葬台北墓園 異鄉變家鄉
異鄉要住成家鄉，生根紮地的總是感情和事業。活過了父親的年紀，才回頭重看父親，白先勇發現自己都還記得父親在台灣的日子裡，因蔣介石之多疑，身負敗仗的欲加之罪，一級上將最終在這退守之地遭架空，甚至被特務跟蹤，「我父親被跟監，是另一種軟禁…」白先勇說，甚至還記得特務的車子車牌。那彷彿也成為他對台北的最初印象，轉譯進《臺北人》裡，成為不堪的現實，角色們只好紛紛躲進鄉愁裡安頓自己。
但寂寞的17歲裡，他在建中遇見同學王國祥，兩人騎腳踏車到處跑，無人跟監。畢業後都考進成大，後又轉回台大，先後赴美，相知相守一生，直到王國祥在美國病逝，也是由白先勇護送骨灰返台。我側訪白先勇稱「比我還了解我自己」的畫家奚淞，提到王國祥，他稱呼為白先勇「情人」，語氣直白而大方，《孽子》裡禁錮而無天光的時代，已過去大半。
情感有依歸，5年後，他又創辦《現代文學》，扶持出七等生、王禎和等作家，白先勇自己也在裡頭耕耘出一整部《臺北人》，直到去年，銷量仍位列博客來華文文學百大。父輩的故事歷久彌新，是時代不癒的傷口。香港電視台要拍白先勇紀錄片，希望「從頭說起」，他帶著劇組一路追回桂林會山鎮山尾村，說：「我們白家的祖墳安葬在山尾村。」而整部《臺北人》想寫的，何嘗不是他父親回不去山尾村一事？
但終究是父輩的家。白先勇向我們坦白，身後要葬在台北，家裡規劃的墓園早留好一個位置，此處終究從異鄉變家鄉。25歲，他飛往美國，深造、教學、獲終身職，一住逾半世紀，落地生根，誰又能說那不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