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福睿曾是結構裡的人。法律系畢業的他，曾任律師5年，之後考上公費留學，赴美國加州藝術學院讀電影導演碩士學位。回台後，他拍了第一部長片《童話世界》（2022年上映），之後交出小說《最刑島》（後改名《八尺門的辯護人》），獲第二屆鏡文學百萬影視小說首獎，並將親自改編影集。
從律師轉創作，唐福睿不諱言過程很順利，「一方面我從小就有創作夢，學生時代會拿V8拍東西，一方面是因為有法律訓練。律師訓練其實有助創作，寫訴狀陳述事實很重要，必須在矛盾的資訊中盡力找出合理的說詞，然後將它寫得很真實很具說服力，再來是幫助我找資料與整理。」
「寫劇本甚至小說，都需要有條理，大眾化的故事尤其需要條理。」唐福睿點出一般人對創作抱持天馬行空的迷思。
從披著律師袍的人到持攝影機的人——還當了幾回拿筆的人，出入法律建構的的世界，唐福睿看見了結構，並且要其他人一起看見。唐福睿談創作的動力，「就是看見了有趣的事，心想啊居然是這樣，不能只有我知道。」把不被看見的，拍給你看。
看見了什麼？當過律師，卻總是在文字裡挑戰法律，是因為走過一遭才發現正義只能在虛構中實現嗎？唐福睿「哇」了一聲說：「你這個問題很好。」以虎口托著下巴沉思了一會，接著說：「理想跟現實當然有落差，但我不是鑽牛角尖的人，所以不會絕望。」
儘管如此，從《童話世界》到《八尺門的辯護人》，唐福睿持續塑造被現實絕殺又奮力一搏的律師主角。他曾在《童話世界》獲拍台北銀劇本獎的感言提到，「如果真實發生的事件都無法改變這個社會，那麼電影就該從那邊接手。」
照見現實不見之處
如何接手？唐福睿說：「要寫，就要寫最爭議的。」
首先是《童話世界》。電影劇本於2018年完成，聚焦補習班師生戀，探討法律體系中殘存的父權，「最初我想寫一個跟權勢性侵議題有關的作品，於是開始胡思亂想，想說那就來寫『法律三部曲』。接著，我想到死刑。」
「死刑存廢是法律系都碰到的議題，而且社會歧見很大。」於是我們迎來《八尺門的辯護人》——至今最直球對決死刑的本土創作，質問且撼動每一派人馬對死刑的立場。
小說講述基隆八尺門部落出身的阿美族律師佟寶駒，以公設辯護人身分為一起移工殺人案辯護——印尼漁工Abdul-Adl於八尺門持刀殺害前船長一家三口，包括一名幼兒。不幸的巧合是，被害者正是佟寶駒的族人。
背負鄉親的憤怒與新聞炒作，佟寶駒一度想放棄，接連遇到即將當法官的替代役男連晉平與印尼看護Leena；前者助攻，幫佟寶駒找出法律死角，後者擔任被告的印尼方言通譯。
一個奇妙的組合於焉誕生：年過50的原住民公設辯護人與法官世家出身的替代役青年，加上篤信伊斯蘭，試圖從信仰中找尋自我的印尼少女。3個陌生人，3個族群，為一個不能發聲的異鄉人請命。
掙扎且迷人的角色
這組合看來突兀，卻有不得不的使命。唐福睿說自己創作最先想到角色，「讓角色在故事中對照，既衝突又相互成長。」佟寶駒跟連晉平的父執輩便是其一，前者背棄、逃離自己的出生地，才獲得相對不錯的社經地位，卻因不認同自己的原住民身分而掙扎；後者連晉平的爸爸是法官，還有一票法官叔伯，回家就坐擁法律男孩俱樂部，並且很輕易的晉身其中。
這樣的階級不對等，透過佟寶駒，便成為鏗鏘有力的陳詞：「一個人要有多幸運，才能像諸位一樣，坐在舒服的位置上，認定這世界十分溫柔，而我們擁有絕對的權力，對罪犯殘忍？」
然而，唐福睿說：「他們很不同，卻有相同要對抗的東西——父執輩加諸他們身上的。」佟寶駒面對的是父親那邊部落的不諒解，為什麼要幫一個殺死自己族人的外人辯護，為什麼不認同自己的出身；連晉平則要對抗「像父親一樣」的期待，要他乖乖順著法律男孩俱樂部指引，成為一樣平庸的優秀大人，「先是幻滅，而後成長。」
同樣來自印尼的Leena與Abdul-Adl也是一組對照，同樣漂流異鄉，卻面臨截然不同的命運。Leena或許是小說中最振奮人的角色，因為她是一個被喚醒的靈魂；從怯懦到堅毅，從對信仰動搖到藉由反省教義，獲得更強大的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一別總是被人拯救的女性角色，小說裡的Leena能夠自救——不用被男人，也不用被台灣人拯救，反倒看見了佟寶駒與連晉平都未能察覺的自我優越，「我想要有一個非台灣人角色在看著台灣人，帶出第三方的想法，從自我懷疑到長出自己的力量。」
小說還有許多組對照，其中最終極的，或許是書裡的角色與讀者。面對無力申辯的罪人，你會如何選擇？是轉頭檢視法律——思考他為何這樣？還是闔上書本關掉電視，讓他或她的遭遇留在小說或新聞裡。不過是又一個倒霉鬼，反正不是我，你告訴自己。
當小說不止於虛構
真是如此嗎？這關乎小說的創作起源。「構想階段我還在美國讀書，有次遇到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的官員，他跟我提到台灣有所謂的黑戶寶寶——失聯移工所生子女。因為她曾處理領務，所以有這方面的經驗。這些黑戶寶寶總有一天會長大，也就是說會有更多不被看見的族群。」
據移民署統計，截至109年6月止，有超過5萬名失聯移工，其中生理女性有3萬多人。若其中三分之一女性懷孕，就有將近1萬名黑戶寶寶誕生。最近，失聯移工議題也因疫苗政策浮上檯面。
唐福睿表示，寫《八尺門的辯護人》時想到以前家裡的外籍看護，「我自認不是一個冷漠的人，回想起來卻完全不認識她。我們同在一個空間那麼久，卻完全不了解彼此。這讓我想，這會不會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如果是，會造成怎樣的後果？這便是《八尺門的辯護人》的終極叩問：一個無法幫自己辯護的人，一再落進台灣法律的未盡之處，除了被這個有缺漏的司法系統判死刑，還能如何？其中的諷刺是，那個不曾接住他的網，最終卻不放過他。
「最可怕的是，小說裡的案例真的有可能發生。」唐福睿說。不諳台灣法律系統與語言的移工，如果有犯罪嫌疑，將沒有資源也缺乏為自己發聲的能力，而這關係到台灣司法有所缺漏的通譯制度。
細心的讀者，很快就會發覺《八尺門的辯護人》的案例並不新鮮，其實有所本——1986年的湯英伸案。鄒族少年湯英伸被誘騙到台北工作，遭雇主扣留身分證，還被迫超時工作，酒後與雇主起衝突，殺死其一家三口，最終被判死刑。
這是唐福睿有意為之。他也讓小說提到本案與湯英伸案的相似，「三十多年，什麼都改變了，也什麼都沒變。那種對於殺戮的執著，依舊炙熱而濃烈。」
為什麼我們還需要重述一遍湯英伸的故事？答案便是唐福睿說的「這一切真的有可能發生。」小說之外，歷史也可能重演，打臉我們自詡的文明。因此，《八尺門的辯護人》看似講了一個戲劇化的故事，其實是台灣社會殘酷的回音。
不要只想說服讀者
我好奇，寫死刑，唐福睿是否在寫之前就有個人的價值判斷？「寫之前，我的立場就很清楚，反對死刑，但寫完反而不那麼肯定了。寫小說讓我可以整理想法，寫完更能感受死刑的艱難。而我同時自我要求，小說不能只是在捍衛自己的想法，要有其他見解，不要讓讀者覺得就是在看一部說服他的教科書。」
「我不想指責，而是讓各種聲音出現。」唐福睿說。
或因如此，《八尺門的辯護人》裡有一位堅定反對死刑的法務部長陳青雪，堪稱全書最複雜最迷人的角色。然而她不鄉愿也不濫情，只有她明白台灣該如何面對死刑的艱難。小說最後，她維護了自己相信的價值，並且成為小說最大爆點。
談到陳青雪，唐福睿說，「念法律的大多反對死刑，我想要找出其中的共通點，於是放在陳青雪身上。反對死刑，當然是理想化的東西，而法律是社會進步的下一個階段，引導我們走向更好的世界，直到所有人都可以被保護。只是這個過程，要如何運作？」
「不施霹靂手段，難顯菩薩心腸啊。」唐福睿如此形容這角色。
最後我問唐福睿，希望讀者看完這個故事，更相信法律還是更勇於質疑？「我希望能讓大家輕輕晃動腦袋裡的想法，哪怕只是心底有個很微弱的聲音說『或許我可以重新思考這件事。』這樣就夠了。」
「現實中法律永遠有盲點，但人們努力讓它接近完美，是那個讓它接近完美的衝動，讓我想探究死刑。」唐福睿撿起網破掉的地方，悉心修補，以文字接回現實。以免有人再次掉落，問起公理與正義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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