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喚她「芽芽」。
芽芽降生，是月季春，萬花爛熳。乳名蘊藏盼望，祝願她一生欣欣向榮。芽芽是高的第一個孩子。他沒有對她說：曾盼望第一胎是男孩。雖然如此，高仍疼愛。高是警察，想像芽芽讀女中、順利畢業、找份工作、結婚生子。然芽芽彷彿窺知高的遺憾，她不活成柔弱的菟絲。
當安那其如玩具般遭殘忍肢解
芽芽幼時乖巧，不愛哭，活潑好動。學齡後，努力將乳名發揚光大。高說芽芽很早展露追根究柢的特質，對世界懷滿好奇。她拒絕私立女校，堅持念社區學校直至高中，透過網路探索藝術、政治與文化。比起一生奉公守法、保守自持的高，芽芽把青春活成批判而反政府的安那其。
2018年6月1日，芽芽預計至華山大草原上參加付費課程卻沒有現身。她外出時沒帶手機，家人心急如焚。隔日，高在社群媒體上發布尋人啟事：
失蹤人：高小姐（女性）
年紀：30歲
外型：約166公分、50公斤，頭髮長度及肩
最後失蹤地點：華山大草原（希望廣場旁）
失蹤時間：6月1日，約清晨3、4點
附上近期拍攝的照片
新店自家外面騎樓的監視器畫面（5月31日15時48分左右）
失蹤時穿著：依監視器畫面判斷，深色短袖上衣、米白麻長褲、涼鞋、軍綠色斜背包、手提筆電
尋人啟事擴散，眾人祈禱芽芽回家，只是十多天後，仍無回聲。日後高回憶，小時候芽芽拿到玩具，會拆卸後試著重組。他不知道命運總是諷刺，拆卸竟成他對芽芽最痛的記憶：初始高以為芽芽只是沒回家，後演變成失蹤。失蹤綴連各式悲劇的想像與揣測，但不至破碎。可是破碎。6月17日晚，警方至華山大草原拘捕時年35歲的男子陳伯謙。高才知道，芽芽早在一個無人知曉的夏日夜晚，如一尊玩具被人殘忍肢解。
「我叫高芽芽，30歲，新店人。興趣是老房子，台灣的歷史人文和高山河川，就是關於這座美麗島一切故事吧！有個理想就是希望社會能夠實現公平正義而已。…想做點事，想學的東西很多，還沒找到一個方向。」葬禮那天，高一家人輸出大大的背板，上有芽芽獨照與自述，彷彿她在。
照片裡的芽芽剪著一頭短髮。眼睛瞇瞇，像小蝌蚪。她專注手作，彷彿無憂。「芽芽從小就是文靜美女。朋友或鄰居都希望芽芽可以跟他們的子女交往。好多人介紹對象，但她不高興。我們跟她說：『交往不是叫妳結婚，是要妳多認識一些人，才瞭解人、才不會被騙。芽芽最後的不幸就是被他（陳伯謙）騙。一個小孩被賣還（幫忙）數鈔票。天下沒有這麽悲慘的，怎會養一個女兒養得這麽笨…」
當台北變成想逃的怪獸城市
芽芽是高想捧在掌心的女兒。但兒時常和父母分享想法的芽芽，逐漸因對世事認知的差異，愈來愈沉默。她開始早出晚歸、不愛告知家人去處，也不打電話回家，暗暗摸索各類物事的邊界。而探索過程，累積諸多衝突—
2011年的舊曆年，芽芽仍在學，掉了錢，卻得返鄉過年。她在臉書上寫：「真沒有臉回家過年，也不敢跟爸媽講。」而當她告知高，「我爸叫我去死、去跟不認識的警察借錢回家。」畢業後，高希望芽芽考公職，盼她安穩的期望卻成逼仄，「台北已經是個每天醒來想哭，心底尖叫想要逃跑的怪獸城市了。」
芽芽離世前1年的清明，高攜家人驅車回雲林，行車路上，高一直咳。芽芽為這件事與高爭執，「掃墓路上，一路吸霾6小時快死掉，到了雲林藍天跟地上灰黃色髒空氣有更明顯色差，老爸一路開車一路咳嗽，還是堅持那是溼氣不是空汙。幹，大人怎麼這麼難教！」
不僅與家人關係緊張，芽芽和同學、同事的交往也變得薄弱—2015年7月28日，她寫下：「坐在公司座位上，忽然覺得腳下有黏稠感。低頭一看，腳下是一灘被踩成黑色的乾稠膠狀物。通道上根本沒有任何黑色腳印，只集中在我的座位下。隔日同事看到覺得噁心，催促我清理，清理時發現那黑色膠狀物發出大蒜麵包的味道。莫非辦公室有誰想惡整我？但這兩天根本沒看到有人吃。為了求證我衝去查看冰箱，根本也沒有蒜蓉醬！如此大量惱人的惡作劇到底哪來的？不管是人或是非人幹的，一定要讓他覺得我根本不覺得怎樣，沒有整到我，不能讓他看到我困擾的樣子…」
質疑與防禦不僅投向外在世界與他人，也朝向自己。芽芽未曾有過任何親密關係，部分牽涉她對認同的探索。有陣子芽芽打扮中性，2010年左右才有些轉變，「我最近開始喜歡上男體，雖然沒有穿裙子，但希望打扮不要太man。」而案發前5月底她至華山草原，攝下推廣全裸除罪化、可在帳篷內全裸的照片，在社群媒體張貼，寫下「支持」。
當華山變身自由的革命園地
挫敗、猶疑、探索、自由、認同…這是芽芽被草原召喚的關鍵字。也是草原自治區構想發起人莊奕凡想像草原的基礎—火光象徵遊牧，同時也象徵定居。有人的地方必有火光，有火光的地方必有人。人們圍著火光，大聲歌唱，肆意跳舞，重拾一種人與人，與城市連結的想像。
莊奕凡19歲時自輔大心理系輟學。輟學後，四處旅行，在台灣各地結識不同的人與物事，一次知曉美國內華達沙漠有「火人祭」的十日祭典—一群人憑空在一無所有的沙漠中打造一座如夢似幻的國度，使他對這景像產生巨大的嚮往；2016年，台北市政府響應由巴黎發起的白晝之夜，他和朋友推著大型紙雕燈，組成一支隊伍參與，稱其「拜火遊行」。隨後在跨年發起第二次行動「百野遶境」，以「現代節慶的轉譯」為出發點，結合台灣傳統民俗元素及樂團演出、藝術陣頭等內容，推著8米高的紙雕裝置，一路從國父紀念館走到大稻埕碼頭，並在天亮的時候點燃裝置，將眾人在上頭寫下的新年願望隨著火傳遞給天。
隔年，他試圖在台北福和橋下延續火光，舉辦以探討當代人的禁忌為主軸的「人類動物園」行動。橋下有舞蹈、搏鬥、市集、裝置、年輕男女、群體、紙雕、遊行…這些活動吸引大批年輕群眾，其形式與基調漸漸長成野青眾的基底，也是日後華山大草原的雛形，「我一直覺得台灣的環境很無聊，城市也已定型，覺得自己在裡頭找不到真實活著的感覺，雖然資訊很多、選擇多元，但終究少了對於未知的想像。」莊奕凡說：「撇除社運，大部分東西都還是太保守，大家已經很明確知道規則、框架、社會觀感，所以不管做什麼都還是在『裡面』。我期待的是『不知道接下來會怎麽樣』。」
保守孕育的平庸是莊奕凡深層的恐懼。離開學校前，他在意他人目光、中規中矩，「高中念雄中社會組，同學們的第一志願不外乎是考財法商或當律師。」因對人好奇，莊奕凡大學念了心理系，但摸索一陣後才意識自己渴望的東西不在學校裡。「不知道要去哪，只知道『不想在這裡』。」輟學後他帶著一只木箱及寫著「一杯咖啡，一個故事」的招牌環島兩年，外型逐漸變得隨性、不羈，隨著旅行，「逐漸發現內在有種渴望，希望發生像戰爭般強烈顛覆性的事件，一種能讓自己全然投身其中的事件。」深沉的無聊感讓他開始思考，打造解嚴後台灣曾出現的「一種具有時代性的東西」。
時值台北市政府都更處接受司法院委託，管理華山大草原至2018年6月30日。根據〈經管華山大草原申請辦理活動要點〉指出，這塊土地的利用目的是為協助推動都市再生、文化、創意發展，都更處開放外界申請利用。2017年，當時22歲的莊奕凡與初始成員一同將華山大草原命名為「120草原自治區」，希望將空間重新塑造成一個新型態的公共聚落，並開放給「所有人」使用，獲台北市都更處同意。
走入草原，可見一塊木板寫著：尊重、開放、自由。莊奕凡以革命口號為號召，將草原定義為「能容許人們在此創造個人體驗並在其中產生深刻理解的場域」，引發媒體關注，因莊奕凡對草原的想像，某程度喚起社會對台灣政治解嚴後文化圈曾有的階段性獨特樣貌的記憶。
「這些被管制的領域形成一塊塊的『荒地』，包括『媒體的荒地』、『空間的荒地』、『身體的荒地』與『思想的荒地』。」獨立策展人羅悅全曾如此形容1987年政治解嚴後的社會氛圍。彼時社會運動風起雲湧、著重制度改革，文化圈也因藩籬倒塌發展「噪音」文化—噪音是「正統」聲音的反面，除了音樂形式，秩序干擾亦為核心，著名團體之一是現仍活躍的濁水溪公社，他們的表演現場充滿幹譙，挑戰性別、政治體制等敏感話題。
當想像重新吸引非主流藝術
至於僅小學畢業，當過建築工人、佛像雕刻師、攤販、拾荒者的藝術家吳中煒，在1994年主導「破爛生活節」，於台北永福橋下用撿拾或偷來的廢棄模板、鷹架、布棚、發電機搭出舞台，吸引藝術家進駐。詩歌、劇場、音樂在此生意盎然。羅悅全認為：「吳中煒用自己渾然天成的反中產美學開拓了一塊有機荒地，張開雙臂歡迎所有形式加入，你只需挖出自己深藏在身體裡那坨渴求從西方現代性與戒嚴解放出來的欲望，就得以融入這個本土的無政府烏托邦。」
無獨有偶，1997年，藝術家湯皇珍、魏雪娥成立「華山藝術特區促進會」，爭取曾為酒造、後因製酒汙染引發抗爭而閒置的華山園區做為藝文展演空間。小劇場金枝演社在米酒作業場首演《古國之神─祭特洛伊》，導演王榮裕於次日以「竊占國土」的罪名被拘提，引起軒然大波。
然而無論橋下，或是華山，這些曾因政治氛圍激盪出生命力的空間，最終都被快速收編—羅悅全的研究指出，噪音運動得以成立的其中一項因素，與時為反對黨的民進黨之文化策略有關，而當1994年民進黨取得台北市長選舉勝利後，文化治理策略開始傾向討好追求穩定的中產階級選民。反文化、次文化等非主流元素不再是反對黨的結盟對象，甚至還必須與其劃清界線。
20多年後，莊奕凡的想像因此重新吸引非主流藝術工作者的靠近與參與。然實際上他未追求任何制度改革，「草原有其訴求，及希望能改變的，但從一開始，這就是個只有120天的夢：若是在城市裡的一處草原生活，會是什麼樣的體驗？」
當甩脫框架非文青憤青是野青
莊奕凡拒絕外界以嬉皮、憤青或文青等已有框架的符號，而稱自己「野青」—莊奕凡認為一切皆變動，「我」無法被標籤定義，而這甩脫身分的框架，凝塑了部分草原核心參與者的樣貌。
出生於1996年的六雨（化名）是早期即來草原的成員。18歲前都在嘉義大林生活，父親是南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母親是兼職教員，自覺童年愉快、家庭功能健全。國中時和弟弟與一位玻利維亞的原住民學習樂器，啟發對原住民文化的興趣。「一開始受到圖騰符號吸引，後來接觸部落傳統，開始覺得文化有趣。」逐漸地，他迎來高中的叛逆期，「討厭讀書，並且討厭男生。」
六雨並非同志，「只是高中男生常常假裝交配，無法理解他們臭直男的行為。」當時他就讀嘉義高中、喜歡手作，美術班老師發現他的天分，建議他跟美術班一起上課。但六雨討厭男生，又無法融入女生小團體，高中3年活得像空氣，一直要到大二就讀藝術大學才開始有朋友。
他回憶兒時在肉攤等父親買鱉，看見肉攤老闆拉出鱉頭手起刀落，「感覺衝擊，卻不害怕。」他請求老闆留下鱉頭，帶回家後母親崩潰，「她無法直視動物的眼睛。但我覺得很美，那是自然的造物。所以開始研究怎樣保存動物遺體。」儘管父母未限制六雨往藝術發展，「但根本上並不認同，因為不是他們想像的『藝術』。比方爸爸不會說刺青是壞人專屬或刺青很醜，但會迂迴地說刺青歷史源於黑道。」
六雨沒有理會父親，持續研究狩獵、織布與神話故事。2017年，莊奕凡有一微電影演出需要梅花鹿模型作為道具，熟悉標本製作的六雨與莊奕凡有了連結。日後六雨去了華山大草原，打扮像個野人，經常裸著上身出沒；他攀爬構樹採集果實製作果醬、以陷阱捕捉松鼠，用吹箭獵殺黑冠麻鷺當食物。後來看見一棵大樹，甚至開始蓋樹屋。「沒有都市化之前，人不就是這樣過活嗎？」
外號「底鍋」、台北內湖出生、現年32歲的蔡青霖，父母健在、有位姊姊，「家庭自由度大，但家人都是台大高材生，每個人都有強烈的自我要求，控制感無所不在。國中接觸街舞，才覺得『活著』。」
「街舞是次文化，沒有教條、可以自我詮釋，感覺終於可以做不一樣的自己，證明自己可以發光。」然蔡青霖對舞蹈的熱愛終究使他忽略課業，脫軌於中產家庭服膺社會體制的想像引發衝突，蔡青霖對父母宣示自己會考上台大，「放完那句狠話，黑暗人生就開始了。高三沒有一天休息、讀書12小時起跳，沒有任何娛樂。」
放榜後他順利考取，擔任熱舞社社長，也去舞蹈工作室當助教，「但已無法開心，心像漏一個洞，必須不斷填滿。」畢業後他從事室內設計，但「要證明給人看」的心態使他成為工作的奴隸，「被物化、異化，身體出狀況也不知道。」
當夢想巢穴逐漸地脫序與失控
一次蔡青霖在工地昏倒，和家人關係也愈發不和諧，「待在家就焦躁憤怒。和家人衝突後，父親看起來又老了幾歲，衝突完又會懊悔。」但不知道怎麼改善，只好不斷往外跑。彼時他有一位相知的女友，但女方出國念建築，關係進入遠距，蔡青霖瀕臨崩潰，「後來其實沒有憤怒，而是麻木，2016年底，有個直覺，覺得自己什麼都不要管，要停下來。」
強迫休息期間他和以前的朋友聯繫，觀察別人怎麼生活，這些經驗讓蔡青霖開始重組自己的價值，2017年，打算到中國工作，「此時有位朋友傳『人類動物園』的企劃書給我，我一看，覺得骨頭自身體裡熱了起來、全身發燙。」
人類動物園在百野遶境後發起，共有6個子計畫，其中一個是牢籠，需要搭建裝置藝術，以作為舞者的舞台，讓舞者在裡互動或跳舞。蔡青霖認為「人類動物園」試圖以行動對許多既定規範下的「不可以」進行提問，「比方一對女生伴侶有SM傾向，她們就在牢籠裡以舞蹈表現。」蔡青霖看後覺得欲望、情緒被釋放，「原來大家都在面對類似困境，我不孤單。」
日後他以「一支舞一個故事」的方式探索自我。某天接到莊奕凡電話說弄到華山的空間，「當時強烈想蓋房子，就去了。」蔡青霖和莊奕凡利用廢棄物在草原搭建一間木屋。小屋的門因錯裝無法同方向開啟，「要通過，必須用舞者的姿態旋身而出。」
周邊居民將小屋看成垃圾，對蔡青霖卻是孕育夢想的巢穴。於是案發後台北市政府推平草原上所有建物，蔡青霖崩潰痛哭。回想當時，他對小屋有著寄託，「應該是討厭銅臭味，覺得錢造成隔閡、阻斷人的連結；但回頭來看，看似瀟灑、脫俗，卻也帶著危險。那是另一種依賴跟上癮，當時無法看得那麼清楚，草原早在某刻就演變成我其實不喜歡的樣子。」
「都在這邊喝酒、吸大麻啦！（警察來）很快就掩護，他們卻一直說沒有問題。」案發後，梅花里長吳崑山氣憤受訪，批評草原上的各式活動脫序、失控、噪音、髒亂、違反道德。案發前，吳崑山經常檢舉，草原上的核心成員也感覺困擾，但意識與行動缺乏校正，逐漸化為草原動盪的隱患。
★ 《鏡週刊》關心您：若自身或旁人遭受身體虐待、精神虐待、性侵害、性騷擾，請立刻撥打110報案，再尋求113專線，求助專業社工人員。珍惜生命拒絕毒品，健康無價不容毒噬。未滿18歲禁止飲酒，飲酒過量害人害己，酒後不開車，安全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