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14年首部電影《單車少年之死》(Violet)到最新完成的《小世界》(Here),巴斯德沃斯總是拍攝發生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故事,「都是在我家附近,因為我熟悉這些場域。
如果要去其他地方拍攝,我想得讓主角跟我一樣是個外地人的眼光,觀察異地下的情境。對我來說,我不想把城市單純當成電影題材的背景,想多一點跟在地的連結,這需要我對當地有更多的認識與熟悉,才能讓角色跟環境發生更多關連性。」
他說當自己在看導演侯孝賢的作品《風櫃來的人》,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從這部片認識到台灣哪一點,「我要提醒自己,片中的年代跟現在已經不一樣了。」巴斯德沃斯強調想要避免以偏蓋全的偏見,「我不會直接描述台北跟比利時的差異,我能說在北京觀察到的,就跟在台北看到的不一樣;根據我與台北電影節的工作人員接觸的經驗,他們比較快能打破隔閡。」
身為素食主義者,巴斯德沃斯跟製片馬克高沿斯(Marc Goyens)已經在台北自行花了很多天到處看,加上他們又愛打乓乒球,在台北就到處找可以打球的地方、跟不同人切磋,發現無論男女老幼,「台灣人好像不會對我們擺出『老外來了』的那種態度,而是很放鬆地接納我們。」
拍了4部片,或多或少都討論到歐洲社會的暴力問題,巴斯德沃斯也知道,不想一直在相同的議題上打轉,「我前兩部電影跟暴力議題有關,後面兩部則刻意避開。我對暴力的從何而來、深度討論,開始覺得想要擺脫這樣的作法;漸漸地我比較傳統討論暴力、或透過暴力推動敘事劇情的方式感到厭倦。」
但即使厭倦,卻無法不得不碰觸到暴力相關的議題,他說:「畢竟事事幾乎都跟政治有關,即使我不願意討論到暴力相關議題,但遷徙、移民等都是暴力下的產物。一方面身為白人男性,處理這些議題時處於哪些尷尬的狀態上,在作品中討論善良與善意,也是一種反抗,是一種政治訴求與語言。假使我還能繼續拍片的話,希望可以反抗或對抗事事關乎政治的局面。」
新作《小世界》裡頭冒出一些中文台詞,這讓台灣觀眾在觀看時會覺得頗有趣,不過這部片尚未在比利時公演,也不知道當地的觀眾會怎樣看待。巴斯德沃斯說這樣處理只是呈現現實狀態,「大多數我搭地鐵時,都聽不懂旁邊的人所用的語言,所以電影只是反應這一點。」但是拍完之後,他也沒學到幾句中文;儘管在台北趴趴走了好幾天,他只知道身邊的人所使用的中文詞彙,有些的確出現在《小世界》片中,至於究竟是什麼意思,還是沒搞懂。
堅持自己作品都要用傳統的膠捲拍攝,他說:「膠捲拍出來還是有些不同的些許差異,看起來更有生命力,但數位拍攝時就沒有。如果可以負擔膠捲拍攝成本的話,希望可以繼續這樣做。」巴斯德沃斯笑說:「如果改天用數位拍的話,表示我們沒有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