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靜的法庭上，審判長宣判，說出關鍵的2個字：「無罪。」只見王瑞豐倒吸了好大一口氣。
那2個字，他等了27年。離開法庭後我們問他，當時感受如何？他答：「很激動，有點眼眶泛紅。」一旁的妻子補充，為了今天，王瑞豐已好幾天沒睡好，夫妻兩人今天特地請假來聽宣判。
宣判後，我們在法院附近的咖啡店採訪王瑞豐夫妻，寬敞明亮的店裡，王瑞豐說話慢，話也不多，每一句都短。偶爾妻子在一旁聽得都急了，忍不住替他補充一長串。幾近木訥寡言，不難想像他在法庭上可能的吃虧，何況在面對檢察官、法官時肯定更緊張。
休假出遊 意外遭控搶劫
1997年王瑞豐22歲，正在當兵，那是一個普通的休假日，他跟高中同學相約逛夜市，同學姓陳，騎摩托車載他，2人吃完滷味後去剪頭髮，剪完回家。不久，王瑞豐接到陳同學母親打電話來急問：「我兒子今天晚上跟你出去，為什麼回來就被警察帶走？」王瑞豐嚇一大跳，直奔派出所詢問。「我一到現場，警察問我：『你們兩個是一起的嗎？』我說是，他就直接把我抓住。」警察開始做筆錄，做完，警察帶著王瑞豐與陳同學來到一位婦人面前，問婦人：「是不是這兩個？」婦人點頭。王瑞豐與陳同學當場被上手銬。
後來王瑞豐才弄清楚，那晚，婦人騎摩托車載2個女兒，路上被人搶皮包，歹徒一人騎車、一人行搶，婦人追了1公里多，未能追回皮包。但婦人稱有記下車牌號碼，警方查到的車主，正是陳同學。
在派出所，王瑞豐的母親也在場，員警詢問王母是否打算請律師？王母問律師費，得知一個審級約5萬元後，說不用。王瑞豐解釋，家裡是做工的，父親生前開貨車，靠搬運、載送工地廢棄物維生，母親一起幫忙。「聽到那個金額，覺得我家做這種工作，搬一車才多少錢？律師費一次要付這麼多。而且我媽媽想法很單純，我們守法的百姓只要誠實講清楚，警方就會去調查，很快就會水落石出，不需要動用到律師去打官司。」
他怎麼也沒料到，一切與他以為的完全不同。之後他被移到軍事看守所，換成檢察官訊問，王瑞豐一次次重複著同樣的當晚經歷。沒有用。他被銬上沉重又羞辱的腳鐐，洗澡、睡覺都無法拿下，銬了一個多月。卸下後，「管理員每天都叫我出來蛙跳，跳到後來我移送台南監獄，監獄的人問我是不是有小兒麻痺，因為我被操到只要一蹲下就站不起來，有點肌肉溶解，下樓梯都要人扶，坐著要起身也站不起來，要兩個人攙扶。」
當時軍人仍適用軍事審判。偵查終結，他被軍事檢察官起訴，不久接到通知，法院要開庭了。「我又驚又喜，哇，終於可以把事情釐清。」
院檢偏頗 難證自身清白
王瑞豐原本早忘了那時曾有的期待。他說，因這次法院重新開庭，他在家中翻閱相關資料，翻到早年當兵週記，一頁又一頁回顧。如今48歲的他看著20歲出頭的自己，「我那時候對軍法非常樂觀。」我們便請他第二次採訪時帶著當兵週記，並回到案發地點。當年案發在高雄鳳山，離王瑞豐的住家不遠，他後來結婚另買新房，仍是買在那一區。
當時的理髮院及周邊，如今已拆除改建大樓，但婦人被搶的那條街道，整排房屋仍保持大致原貌，那是一片由短小街巷構成的區塊。王瑞豐說，搶匪當年每騎一小段就得轉彎，婦人追了1公里多，一路上勢必不斷轉彎，婦人載兩個小孩追車，如何確認自己沒看走眼？
當年，王瑞豐接到開庭通知，大喜，想像自己將面臨包青天式的開庭，真相終將大白。卻不是。「感覺很被瞧不起，他們（3位法官）那種看人的態度，像在訊問一個罪犯。檢察官也冷嘲熱諷，我再怎麼解釋都沒用。」
他希望法官去勘驗案發現場，法官認為沒有必要。理髮院老闆娘出庭，證明2人當天確實去理髮，檢察官卻說這是行搶後刻意變裝。王瑞豐無法證明自己沒有行搶，只好證明自己沒有犯案動機，他拿出幾十萬元存款證明，此外他在部隊管帳，他請檢方調查有無虧空公款，結果自然是沒有。
然而這些都不被法院採信。「我要怎麼去證明我沒有做一件事？」採訪時，王瑞豐頻頻重複這一句話。細想確是，人要證明自己有做一件事，不那麼難，反之，要證明自己沒做一件事，就極難了。「無罪推定」因此重要，當執法者戴上有罪推定的眼鏡，所有事證與陳述都可能得出相反的判讀，例如去理髮是為了變裝。
雙層疏漏 僅憑無效指認
一審，王瑞豐被判6年多。他上訴，二審改判5年。「他們一直說這是重罪，判這樣已經很輕，我說不是輕不輕的問題，我根本沒有做，判幾個月我也不能接受！」他再上訴，案子從軍事法院移轉到高雄高等法院，但被駁回，5年定讞。沒有任何物證，警方搜遍陳同學及王瑞豐家裡，都找不到婦人的皮包與贓款。定罪的依據，是被搶婦人提供的車牌號碼，及婦人的指認。
與此同時，與王瑞豐一起被控搶劫的陳同學，也面臨官司，王瑞豐由軍事法院審判，陳同學則由普通法院審判，一、二審被判1年。
但到了最高法院，法官覺得有異，將案子退回。又經幾次審判，最後，陳同學改判無罪。判決書寫著，被害婦人說有看到車牌號碼，然而案發是晚上，光線暗，婦人曾解釋有路燈照到車牌，卻也說過是自己的車燈照到車牌，亦曾說10公尺外的超商燈光明亮所致。為此，法官請警方重回現場勘驗，結果，婦人被搶之處並無路燈，超商離婦人被搶處有一小段距離，並非10公尺之近，且超商在街道對面，因此不能排除婦人看錯車的可能。
此外，問題最大的是「指認」。婦人說，被搶的那1、2秒有看見後座歹徒的側臉，後來追車時有看到背影，至於負責騎車的歹徒，婦人則是連側面都未能瞧見。然而，當員警把王瑞豐、陳同學帶到婦人面前，問是否是2人所為？婦人點頭。
依標準指認程序，警方應安排至少6位外型差異不大的人，嫌犯匿於其中，由被害人指認。王瑞豐說：「當警察只帶2個人到她面前，她當然點頭啊，她非點頭不可。」
「指認」在過去就曾釀成不少冤案，一來，執法單位的指認流程有問題，例如王瑞豐這件案子；二來，從理論上的根本疑慮是，許多實驗早已證明人的記憶並不可靠，大腦出錯的可能性不低。雙層疏漏下，若又缺乏其他證據，便可能誤判。早年曾蔚為風潮的測謊，也有類似的雙層可能疏漏。
陳同學平反了，王瑞豐卻判5年，收到入監通知那天，他難以置信。纏訟那幾年，被羈押的他暫時獲釋，退伍、工作，他一直以為被釋放就表示有可能沒事，只需繼續打官司平反。母親在他被羈押後，不得不請律師，他說，與律師的互動不多，「時間到了就去開庭，開庭前會跟我講一下今天法官可能問什麼。我問勝訴機率，他說一半一半。」
學歷不高導致法律知識不足，經濟上又無能力也無人脈請到厲害的律師，是許多冤案受害者的共同點，王瑞豐亦然。國中畢業後，他考量家中經濟，去讀高職的建教班，每學期上課時間只有一半，另一半時間在建教合作的工廠工作。
王瑞豐去軍監服刑，母親開始四處陳情，包括到監察院。終於，監察院派人了解，打電話到軍監，詢問是否有一位叫王瑞豐的人，並說同一件案子的另一位被告陳同學已無罪定讞，為什麼王瑞豐仍被判有罪？
接電話的是一名學法律的義務役軍官，軍官回憶：「我想說有這種事？傻眼，我住在監獄，就下班後看判決書。」他找到陳同學無罪的判決書，上面寫，被搶婦人只看到行搶者的側面，另一位證人是婦人的女兒，當時婦人載著她。警方筆錄明白記著，這小女生也證稱是陳同學搶走母親皮包。然而到了法院更一審，法官親自問這位小女生，她答，自己只看到搶匪背影。法官又問：「當年警察詢問時，妳有指認是陳同學，當時妳敢確定嗎？」小女生答：「不敢。」小女生又說，當年是跟警察說，並沒有把握能夠指認出來。
釋憲宣判 終獲再審機會
那位軍官是後來當了立委的邱顯智，他回憶：「我是深夜看到這一段，頭皮發麻。」他說，先前只在電影看過冤獄，「像《以父之名》《刺激一九九五》，當你真的看到王瑞豐的案子，會嚇到，還真的是這樣。隔天我去看王瑞豐，他非常激動，一直說：『怎麼會這麼扯！』我就覺得很不好意思，畢竟我那時也是體制的一部分，我不知道該怎麼回他，有點落荒而逃。」
王瑞豐服刑2年多後假釋，離開軍監，但仍與邱顯智偶有聯繫。邱顯智退伍後赴德國留學，回台後擔任律師，他笑說當時沒案子，閒閒沒事，決定幫王瑞豐聲請釋憲，寫了一份聲請書。那已是2012年春天。
幸運地，釋憲案被大法官受理。受理的案件不少，一個案子通常要等好幾年。只是，一年又過一年，始終沒下文。
轉眼又過十多年，去年，早已絕望的王瑞豐卻忽然接到邱顯智的電話，「他說大法官在問當年理髮的地點，又問了一些細節。」不久，憲法法庭宣判，表示王瑞豐的案子可「聲請再審」。
王瑞豐回憶那時心情：「終於！」案子回到高雄高等法院，重新審判。此時邱顯智已是立委，不便擔任律師，他找來好友劉繼蔚當義務律師。一般來說，案子定讞後就不能再上訴，但如果找到新的證據，證明之前的判決極有問題，法院可破例再審判一次，稱「再審」。由於是例外，必須非常謹慎，不能輕易再審，否則天下大亂。
主要負責這次釋憲案的，是曾任律師的大法官黃虹霞，她對我們回憶，案子轉了兩手才到她手上，她一直想找機會釐清。「當年案發是晚上9點多，所以有一次我去高雄出差，吃完晚餐我就跟謝銘洋大法官說，我們包一輛計程車去鳳山看看。」案發地點在高雄鳳山的瑞竹路。
她說，辦案不只要回現場勘驗，還必須時間點相同。「像后豐大橋案（另一件疑似冤案），案發在半夜，我也就半夜去現場看。」果然，記者是白天回瑞竹路案發現場，只覺得巷弄多又短，搶匪騎車會不斷轉彎，容易跟丟，卻無法察覺另一問題：光線。
黃虹霞說，瑞竹路並非大馬路，案發地址晚上光線暗，「即使機車停下來，都不容易看得清楚車牌，何況行進中，而且搶匪一定是沒命地逃。」她透露，自己二十多年前也遇過機車行搶，搶匪伸手抓她的皮包，她用力抓緊，搶匪沒得逞，「我先生就在旁邊，可是我連叫都沒叫出來，完全來不及反應，只看到2個人，但長相、車牌都不知道。」
黃虹霞說，她先前看卷宗就發現不對勁，員警問被害婦人是否看到搶匪長相，當時並未強制戴安全帽，筆錄記載，婦人說兩名搶匪「均留頭髮」。「但王瑞豐當時是軍人，頭髮一定超級短，那不會叫做『留頭髮』。」
申冤停擺 受限經濟資源
案子明顯有問題，只是，該怎麼處理？憲法法庭頗棘手。按規定，被告必須「窮盡一切訴訟程序」都沒用，才能聲請釋憲。王瑞豐雖然三審定讞，但還可以嘗試「聲請再審」，他卻沒走完最後這一道程序。法律的規定有其原因，若人們還沒走完法定的上訴程序，動輒直接聲請釋憲，憲法法庭豈不癱瘓。然而，理想的制度設計遇上現實社會的複雜樣貌，有時不免兩難。
憲法法庭的難題
即使王瑞豐的案子明顯有問題，但該怎麼處理？憲法法庭當初頗為棘手，因為釋憲聲請書主張的是軍事審判違憲。最後，大法官決定針對王瑞豐及同類案件，給予「再審」的機會，意即，當一個案子有兩名以上被告，有的被告被普通法院判無罪，有的被告卻被軍事法院判有罪，這種不合理的狀況可以聲請「再審」。本來，依目前法律的「再審」規定，就算有王瑞豐這種荒謬狀況，也無法成為再審的理由，注定一生蒙冤。
但憲法法庭內部仍有不同意見，因為，按照規定，被告必須「窮盡一切訴訟程序」都沒用，最後一條路才是釋憲。王瑞豐的案子雖然三審定讞，但依《刑事訴訟法》仍然可「聲請再審」，他卻沒走完最後這一道程序，按理，憲法法庭要駁回。但難題是，如果憲法法庭駁回，王瑞豐依規定去聲請再審、注定被駁回，再回頭再一次聲請釋憲，不知又要拖上多少年，況且，未來新的大法官未必會同意可以再審。
王瑞豐說，當年出獄後很想申冤，但先前為了打官司，母親已花了數不清的律師費，「我媽媽沒跟我講，是有一次舅舅講的，說加起來快100萬元。」那是20多年前的100萬元。他說，如果繼續打官司，寫狀子、開庭不知道又要再花多少錢。
第二次採訪時，我們問起他的家庭狀況，他才透露，親生父親在他國小時就過世了，母親帶3個兒子改嫁一名年長男子，新爸爸非常疼愛他們，視如己出。然而，年邁的新爸爸在王瑞豐高中時病逝。之後，母親獨撐家計。
由於沒有再花錢請律師，學歷不高的王瑞豐至今仍不清楚相關規定，包括他漏了「聲請再審」這道程序。法學上有一種論述是，司法資源有限，如果民眾自己都不努力捍衛自身權益，讓權利睡著，法律又何須保障他的權利？然而社會實況卻是，法律有高度專業性，法律知識的普及度極低，法律戰更不是人人玩得起，而把無辜者關進監獄，是何等嚴重之事。
鑑定精進 再審率仍偏低
王瑞豐接著說，除了怕花大錢請律師，「也擔心打官司會把事情鬧大，工作會受影響，尤其結婚有小孩之後，更害怕。這件案子不是三言兩語解釋得完，我解釋了不下一百遍，好累。所以雖然很不甘心，一輩子的痛，但又怕影響到工作，很矛盾。」
他說，當年出獄後很擔心有前科會找不到工作，幸而入獄前工作的公司，主管後來創業，得知王瑞豐出獄，立刻請王瑞豐去上班。王瑞豐至今感激，一做20年。
撇開現實考量，即使王瑞豐有本錢繼續打官司，另一道更大關卡是「再審」的法律門檻，依王瑞豐的案情，幾乎不可能獲准。
太難了，要有明確可翻案的「新證據」或「新事實」。依司法院統計，2013至2022年這10年，全台地院加高院共新收一萬八千多件刑案的「聲請再審」，最後300件獲准，比例約1.6％。獲准再審並非平反，僅是獲得再一次審判的機會。
別國呢？我國法律制度類似德國、日本，冤獄平反協會執行長羅士翔表示，日本的難度亦高，近幾年獲准率約1.1％，德國似乎沒有公開數據，但2018年曾有學者搜集漢堡市的數據，漢堡市人口近200萬，過去12年聲請再審的案子僅47件，最後27件獲准，高達57％。
雖說比較的基準不同，難以斷定台灣的門檻是否過苛，但以近年較為人知的冤案為例，被控在KTV殺人、判死刑的鄭性澤，花了15年才平反；被控搶銀樓、殺人未遂的蘇炳坤，更花了31年；另有多件被認為極可能是冤獄的老案子，至今依然連再審的機會都沒有。
冤案平反的難題並非台灣獨有。冤獄平反協會理事、台大法律系教授謝煜偉說，隨著鑑定科技的發展，「早年以為很科學的東西，後來技術更精進後，會發現之前很多鑑定是錯的，例如DNA鑑定，因此，仰賴這些鑑定來定罪的案子，也就判錯了。」他說，包括美國在內，各國因此意識到冤錯案的問題。在台灣，最著名的案件是因早年DNA鑑定的精準度不足，而被誤判性侵的陳龍綺。
其實我國《刑事訴訟法》的再審條文，近年已二次修法放寬，但獲准率並未明顯增加。一般認為，癥結仍在法院文化。以2019年修法為例，從前，法院對聲請再審的案子鮮少開庭，但修法後，除非「顯無必要」，否則法官「應」開庭。刑事辯護律師協會理事長林俊宏說：「意思是，除非很明顯來亂鬧的極少數案子，否則原則上法官要開庭，讓當事人或律師有機會去說明。但是，以我自己這幾年經驗，有開庭、沒開庭大概一半一半，也就是法院把異常（不開庭）當成正常。至於調查證據，我自己經驗是不到2成，但調查證據並不是硬性規定，這勉強說得過去。」
前政務委員羅秉成在過去擔任律師期間，便投入冤案救援，他說，犯罪人口畢竟是極少數，被誤判者更是少數中的少數，因此冤案救援屬於小眾議題，「比較不被關注跟重視。」但他以明朝思想家呂坤的話形容冤獄平反的重要：「替人平冤白謗，是天下第一公理。」
羅秉成並提醒：「新的時代會有新的冤錯風險，例如司法案件大量化，案子一多，法官就沒辦法專注在每個案子上，輕罪化也是，比較輕的罪名容易認罪了事，第三是『鑑定』的錯誤風險，例如毒品鑑定，二級跟三級刑度差很多，大家越來越重視科學證據，所以法院很仰賴鑑定，這時要回頭去問，我們的鑑定品質有那麼好嗎？」
終獲平反 擺脫恐懼陰影
今年2月，王瑞豐再審案進行最後一次言詞辯論，法庭上來了一位女士，正是剛卸任的大法官黃虹霞。王瑞豐好驚訝，「她還走過來向我道歉，說國家對不起我。」
黃虹霞向我們解釋：「雖然案件不是我判的，但我也是制度的一環，我還是應該跟他說對不起。」又說，法官是人而不是神，也可能犯錯，「如果我是法官，做了錯的判決，我會很希望有人補救，讓我不至於錯到底。」
這是一場遲了27年的補救。王瑞豐說，自是高興、欣慰，但「為什麼要等這麼久？」這些年，搶劫前科像洗不掉的髒印，妻子在待遇優渥的金融業上班，他也很想轉職金融業，卻知道那只是妄想。別說對身家背景要求嚴格的金融業，連換個其他的一般工作，王瑞豐都不敢寄履歷，「你不曉得去面試會碰到什麼問題，會擔心。」
剛出獄那幾年，他還常做惡夢，「夢到我一直在努力解釋，不斷地解釋。醒來就滿身大汗，失眠到天亮。」一旁的妻子說，剛結婚時，兩人在家看電視，偶爾會看到監獄題材的電影，她沒注意到先生神色不對，某天先生才說，看到監獄電影會想到從前，此後她一看到監獄劇情就轉台。
今年3月，王瑞豐終於等到「無罪」2個字。曾經耗盡家產替兒子申冤的母親，卻沒能等到這一刻，已在去年病逝。隔週清明祭祖，他特地告訴母親這件她最在意的事。但他不敢太開心，檢方仍可上訴。過去失望太多次，他深怕又是一場幻影。
就這樣天天算日子，4月19日，檢方上訴時效已過，仍未上訴。王瑞豐無罪定讞。那一晚他睡得極好，但寡言的他仍只淡淡說：「雖然等了27年，心裡還是很開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