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前的11月某天，鮑慧忠值班，依規定為早上6點至隔天早上6點，連續24小時。「深夜12點，檢察官忽然聲請羈押，一個詐騙案，一下子送來30多人。」
這30多人都是嫌疑人，鮑慧忠是彰化地方法院的法官，依法，檢察官聲請羈押嫌疑人，需法官准許。看似不難，然而羈押是對人身自由最嚴重的剝奪，每一件羈押，法官都必須謹慎。不羈押，怕嫌犯串供或湮滅證據；羈押，又怕冤枉人，「也怕如果證據不足，後來無罪，有冤獄賠償的問題。」
今晚，就有30多件。「每個嫌疑人的情節都不一樣，在案子裡扮演的角色也不一樣，所以要看整個案情，再逐一看每個人的狀況，這個人需不需要羈押？要不斷逐一做決定。做完就累癱了。」那已是隔天清晨6點。
累倒送醫 無法從卷宗解脫
鮑慧忠到家後睡了1小時，又出門上班。再隔天的早上，他開庭，當庭昏倒。上了新聞，報導僅寫當天鮑慧忠審理一件毒品案。我們問起此事，他說那件毒品案並不複雜，我們再追問他更多工作日常，他才提起前幾天值班過累，說完補充：「主要還是我自己沒有去控制好血壓。」但，那年他才44歲，並非常見的中風年齡。
那天他被送醫，開刀，醒來發現手腳已不聽使喚。歷經3個月天天到醫院復健，才恢復7、8成。而今他的左手、左腳仍不太靈活，因此妻子不讓他開車，以免危險，如今上下班改由妻子接送。
對外不談過勞，似乎是台灣司法官的普遍狀況，簡直像某種神祕默契。寂靜的過勞，同樣發生在39歲的台北地方法院庭長吳承學身上。
我們採訪吳承學好一會兒，問起他擔任法官的經歷，他才提起過去有一段時間工作量暴增。又談了好一會兒，他隨口淡淡地說，曾經有一個早晨，「我站在陽台晾衣服，宿舍在13樓，我往下看，忽然想，我是不是該從陽台上跳下去，就可以解脫了？」
想要解脫，因為判決永遠寫不完，當時他正在寫的是HTC（宏達電）一名副總經理涉嫌洩漏HTC營業祕密的案子。那是4年前，他的法官生涯最累時期，每日工作15至17小時，「剛好連續分配到幾個大案子，我跟另一個朋友都工作得很慘，他還血尿，也是法官，所以我們都開玩笑說，沒有做到血尿不能說自己累。」
那段時間他隨時隨地都能睡著，捷運只坐一站也能睡過頭，家裡更是隨處可睡，「我家門打開是餐桌，有時我一到家就趴在餐桌上睡著，還有一次醒來發現我怎麼還在門口，原來我放下鑰匙就睡著了，鞋子都還沒脫。」恐怖的疲累長達4年，吳承學說，幸而如今好多了。所謂好多了，是指現在每天工作縮短為12小時。
他又提到：「我們高等法院有一位法官前陣子昏倒，據說他清醒後第一句話是『我判決還沒寫完』，然後叫人把那些東西拿到醫院，讓他在醫院可以寫判決，其他法官就勸他不要再寫了，說會幫他處理。」心肌梗塞昏倒的法官是蕭世昌，一年多前抽中審理一件複雜大案，立委蘇震清、廖國棟、徐永明等人涉嫌收賄案。
法官不就開開庭、寫寫判決，怎會這麼累？與蕭世昌同樣從鬼門關前撿回一命的鮑慧忠，簡單介紹法官的工作，他每週有4天要開庭，開庭通常只有半天，難以再更久，因為必須聚精會神，「要不斷去確認（每個案子的細節），被告講的哪些是真實？哪些不是真實？」
擔憂誤判 燒腦斟酌高壓力
另外半天，通常用來讀案子的卷宗。如此，一週5天就有4天沒了。但，法官的大魔王都還沒講到——寫判決書，那又比開庭燒腦百倍，且需一段較長的完整時間，因此大部分法官只好利用晚上或假日寫判決。
這份工作需要高強度的腦力勞動。被告到底有罪無罪？是法官腦袋裡第一個坎，「檢察官負責攻擊（起訴被告），拚命蒐集證據，法官的角度不一樣，要多方思考，有時要看檢察官攻擊，有時要看辯護人（律師），還要衡量這是輕罪還是重罪。」他說，若是重罪，壓力更大，就怕誤判。
被告百百種，但模樣通常絕不討喜，鮑慧忠說，法官必須理性，「也不是說被告一定說謊，但人一定會站在他自己的角度，法官不能因為被告說謊，就有情緒，因而做出對被告不利的判斷。要完全看證據。」證據不足，寧可判無罪？「對。」
他又說：「有時我判決寫到一半，也會懷疑我是不是誤判？」連睡覺都會想案子。後來他學會盡量不去糾結：「我們不是神，制度本來就有缺陷，就因為法官可能誤判，才有上訴制度啊。如果誤判，被告可以上訴。」
確定有罪後，該關多久？是法官心中的第二個坎。剛當法官一年多的謝姓法官，就常為此煎熬無比。謝法官同樣任職彰化地方法院，她不希望具名，但接受採訪。剛當法官的第一年，沒開庭時她8點半上班，有開庭7點半就去準備，而不管幾點上班，通常晚上10點、11點下班，「到家後睡一覺，隔天醒來又去上班。幾乎沒有自己的人生。現在好多了。」所謂好多了，是現在每天「只」加班到晚上9點。
此外，毫無例外地，我們採訪到的每一位法官、檢察官，不分資歷長短，都會週末加班，差別只在加班1天或2天。
工時過長 累積憂鬱不自知
不只累，還失眠，謝法官以前不太失眠。「有時半夜會驚醒，尤其住宿舍那段期間，每天大概3、4點就會醒來，想到案件，我到底要判多久？會想很久，煩惱到睡不著，因為這對被告的影響是很大的，但被害人或家屬也很困難，兩邊都要考慮到，我會擔心我是不是哪裡做得不夠完善？」
即使刑度低，也是判刑。例如6個月與7個月，看似只差1個月，但6個月內可易科罰金，7個月就要入獄。「我會想，他沒有前科，只是這次案件稍微嚴重一點，但有到需要入監服刑的程度嗎？」甚至，即使僅幾個月，例如判4個月或判6個月，「只差2個月，但易科罰金就差了6萬元。」6萬元對一般刑案被告而言，通常已是不小的負擔。
每日工時動輒11、12個小時起跳，只是，為什麼鮮少聽見法官們高喊過勞？我們採訪到的法官或檢察官，答案幾乎一致：「我們是責任制。」工作做不完，似乎便成個人問題。也有司法官透露，司法官的待遇在公務員中算相當高，加上使命感，因此盡心盡力似乎也是理所當然。
但疲勞會積累，壓力也是，直到在未知的某一天爆炸。彰化地方法院院長陳毓秀觀察，「我認為心理壓力是造成健康損害的最大原因，工作壓力加上孤獨。」孤獨？「對，法官是孤獨的。我們獨立辦案（不受干預），加上一人一間辦公室，如果你沒去跟別人講話，一整天可能只見到工友。我們又被限制不能跟一般人有太多往來，親戚朋友也大概都斷光了，就這樣形塑出一個很特別的世界，不知不覺你就容易走向憂鬱，因為人類是群居動物。」
陳毓秀又說，大多數的法官都非常認真，「他們做得非常辛苦，也很盡職，但只要一發生什麼事，民眾就說法官全部都是貪汙，事實上法官貪汙的比例少到不能少。」
關於憂鬱，我們問了曾在一瞬間有跳樓念頭的吳承學，當年曾意識到自己有憂鬱傾向嗎？「我忙到沒有時間去管自己有沒有憂鬱症，已經完全沒有時間想其他事情了。」所以當時也沒有去看身心科？「那要花很多時間。」
新增爆量 未結案永做不完
案件太多了。吳承學提供我們一份統計，以台北地方法院近10年為例，2013年總案件量為2.7萬多件，2023年增至3.5萬多件，10年增加3成，讓本就過勞的他們，精疲力竭到幾乎難以負荷。其中，詐騙案件增加最多，10年前一年僅800多件，2023年已暴增至一年3千多件。法官鮑慧忠就說：「我們快要被詐欺案件淹沒了！」
法官是後端，司法流程的前端是檢察官，檢察官偵查後決定起訴的案子，才會送到法院。法院案件量驟增，必定代表前端地檢署的案件量更加驚人。
以近5年的案件量來看，統計資料顯示，2019年時，全台地檢署一整年的新收案件量約56萬多件，到2023年，已暴增至一年83萬多件，短短5年，案件量增加了47％。
台南地檢署檢察官蔡佰達的辦公室有一張行軍床，累的時候躺一下。他說話語速快，劈哩啪拉蹦出一堆數字：「以前我剛來台南，每個月新收到的新案子大概50件，現在80幾件，例如我上個月新收85件，扣掉上個月結案58件，等於上個月又多了17件『未結案件』，就這樣每個月累積。如果我要讓未結案件量下降，一個月是不是要結案超過85件？那我根本都不用睡覺啊。」
案子多到永遠結不完，新案子還不斷像海嘯般湧來。每一件刑案都要先閱讀卷宗，然後思考、調查、開偵查庭，如此反覆蒐證，最後要撰寫不起訴或起訴書。每個月平均要辦80幾件案子，而一個月就算都不休假也只有30天，顯然任誰都不可能辦完。
「我現在『未結案件』已經累積到188件。」那不就壓力很大？「壓力超大的啊，超大！欸你想，如果律師有188件案子，已經賺到翻掉，每件算5萬元就好，我可以賺900多萬元！」他又說，聽說新北、桃園更可怕，每月新收案件量破百，「北市的案件則是比較複雜、受矚目，例如內線交易、各種金融犯罪或貪汙，新北市的社會案件如凶殺或家暴比較多。台南是農業縣，可是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每次只要一發生案件，就一定是最大條，像之前長榮大學女學生，還有88槍擊案，全國關注，壓力就很大。」
手法進化 詐騙偵查負擔重
蔡佰達在「民生組」，負責的案件類型包含詐騙案。地檢署依案件性質分組，有民生犯罪組、緝毒組、重大刑案組、黑金組、婦幼組（如性侵、兒少、家暴）等。
詐騙案不只暴增，手法更是年年進化，例如犯罪金流，早年，被害人把錢轉到詐騙集團的人頭戶後，詐騙集團就會把錢領走。後來為了規避檢警追查金流，他們會將錢再轉帳1、2次才領走，如今動輒轉5、6次或更多，「中間每一層都是人頭帳戶，你要一層一層查，不知道他會設幾道防火牆，很多時間、精力都耗費在這邊，如果沒查到最後一道，金流就沒追到。但通常查到最後一道時，他已經把錢領走，甚至變成虛擬貨幣。我們只能確認錢的終點在那裡，但追不回來。」
轉帳太容易了，早年還需受害者去提款機或到銀行轉帳，銀行櫃檯人員若察覺有異，可及時提醒。如今大都改用網路銀行，「網銀的『約定帳戶』一轉就能轉100多萬元，1、2秒搞定。所以詐騙集團現在買人頭帳戶，都會要求對方去辦網銀、設約定帳戶。」
蔡佰達每天8點半至9點到辦公室，5點半至6點下班，看似正常。「接小孩回家後吃個飯洗個澡，9點多讓小孩睡覺。然後，一個禮拜會有3、4天，我要跟老婆請假，『老婆我要去加班，可以嗎？』再回地檢署做到12點。週末就挑一天進來加班。」有時執行專案，所謂「拂曉出擊」，就從早上6點直接忙到晚上12點。算一算，每日工時超過12小時。檢察官、法官有加班費，但各有每月上限，換算起來一天只能報1至2個小時加班費。多出來的，只能當做功德。
同在台南地檢署的柯博齡則屬國土組，查緝亂倒廢土、野生動物保育都是工作內容，此外，詐騙案件多到蔓延出來，幾乎每個組都要分擔。柯博齡任檢察官18年，「人家說工作應該越做越輕鬆，因為駕輕就熟，但我們同事討論起來，普遍都是越做越累，很奇怪，主要原因就是案件量暴增，每個人的負荷量變得很重。」
檢察官辦案有3大流程：閱讀案件資料，調查及開偵查庭訊問，最後撰寫起訴或不起訴書。柯博齡解釋，案子多半由警方移送而來，已初步調查，資料有薄有厚，「有些案子很簡單，不到1個鐘頭就能看完，有些看一整天都看不完。閱卷時我們會同步構思偵查計畫，這一件怎麼進行？還缺什麼證據？哪方面要補強？要不斷地想下一個步驟、怎麼蒐證。」有時需調閱通聯紀錄，或請當事人提供相關資料。還有，「如果後續資料送來，跟我當初的判斷不太一樣，我就要想是不是哪裡弄錯了？或有哪裡還需要確認？所以案件是浮動的，有些會照著你的想法走，有些不見得。」
接下來是開庭。所謂偵查不公開，檢察官的庭稱偵查庭，全程保密。如此反覆調查，最後檢察官若認為被告有罪，就會起訴，將案子送到法院。此時，法官才會出現，法官同樣再閱卷、開庭，法官開庭時，檢察官在一邊，被告及律師在另一邊，雙方攻防，法官中立，依證據來審判被告是否真的有罪、或為冤枉。這時，除了家事案件、性犯罪或涉營業機密，一般皆為公開審判，任何路人都可進去旁聽。
值勤過夜 憑熱忱常態加班
柯博齡解釋偵查庭：「就是跟對方（嫌疑人）鬥智的過程。」閱卷跟開庭，哪個比較燒腦？「開庭，因為你是直接面對對方，他告訴你哪些事情，你腦子要不斷同時運轉，怎麼突破案情？怎麼戳破他的謊言？開完庭，如果可以結案就結案。」但，多半不會這麼順利，通常證據還是不夠，「就繼續做，再回到蒐證，就這樣一直循環。」最後是寫起訴或不起訴書，「看難易度，簡單的話10幾20分鐘寫完，難的話要1個禮拜，甚至一整個月都在寫這一件。」
這些還不包括值內勤、外勤。外勤要去各地相驗遺體，死亡車禍、氣爆、凶殺、自殺…。內勤有兩大宗，一是警方逮捕、移送來的嫌疑人，所謂檢警共用24小時，此時由檢察官問案，再放人；若有急迫的重大案件，檢察官會向法官聲請羈押，由法官決定是否核准。法官鮑慧忠那次極疲累的值班，便是收到檢察官送來的聲押案件。內勤另一大宗是核發拘票、搜索票等。以台南地檢署來說，每位檢察官每月約有3次值班。
柯博齡通常早上8點半進辦公室，下班常已深夜12點，「或凌晨1、2點也有，呵呵。」他苦笑。偶爾執行專案，趕時間，忙完已天亮，「算了，不要回家好了，就繼續做。」至於假日，若案子多，週末2天他都會進辦公室加班，案子較少就加班1天，「當然也有偷懶時，兩天都沒來，呵呵。」
週末正常休假，在他心中是「偷懶」。你是一直都如此，還是這幾年較累？「一開始當檢察官就這樣子。習慣了啦，反而不加班會覺得怪怪的，呵呵。司法人員大部分都這樣，這是我們的宿命，當檢察官、法官，不就是為了把案子辦好嗎？」
沒說出口的，是「使命感」3個字吧。然而這兩年，有的檢察官再也不堪負荷，辭職改當律師。你有動過辭職的念頭嗎？他說：「難免都會閃過去。」最後沒有辭職的原因是什麼？「還是回到初衷嘛，當初你為什麼選擇這份工作？就是當初的一種熱忱。」
負荷超載 濫訴致資源分散
司法系統早已嚴重超載。而案件量的暴增，影響的不只是司法官的過勞，更衝擊偵查與審判的品質。就有法官私下上網抱怨，案件量過多，使得檢方移送至法院的起訴案件證據不充足的比例變高，法官要嘛只能判無罪，要嘛法官得自己花更多心力調查，宛如加乘的惡性循環。
案件過多，會影響檢察官的辦案品質嗎？柯博齡很坦率也很憂心：「案子一多，這是必然，我們只能盡力，除非給我們一天48小時、96小時，那不可能，所以辦案品質勢必會降下來，這是大環境的問題，我覺得一定要解決，案件多到幾乎壓垮我們。」
儘管法務部這兩年已新增「檢察事務官」協助辦案，但名額有限。至於檢察官與法官的人數，礙於國家對公務員的員額管制，始終難以大幅增加人力，以法官為例，過去10年，法官員額僅增加5％。但更根本的問題是社會變得太快了，司法系統人力增加的速度，遠遠趕不上案件的增速。
該怎麼改善？好幾位受訪者告訴我們，有些類型的案件其實不需要動用到《刑法》，現行的《民法》就可處理。《刑法》該處理的是可能危及公眾利益的案件，因此需由檢察官代表國家來偵查。然而，現況卻是不少進入地檢署的案件，公益性似乎都不高。
檢察官柯博齡形容：「例如有些人常針對網路言論提告，連按讚留言的都一起告；或社區鄰居告來告去，機車沒有停在停車格，也告。」他說，有些稍懂法律者甚至以此牟利，如同訟棍，目前的法律機制卻難以制衡。「檢察官一定要受理，調查結果通常都是不起訴，但你就是要花時間去處理，還要開偵查庭，整個司法系統要啟動一遍，花費的社會資源非常多。」
檢察官蔡佰達也感嘆：「車禍互罵，就告對方恐嚇，選舉那些人也告來告去，檢察官都把精力放在這種日常生活的小案件上。」他嘆，最後地檢署宛如菜市場，「民眾權利意識高漲，但大家都沒有想到司法資源這件事，開庭要錢，檢察官、法官的薪水，法警、書記官的薪水，還有開電燈、冷氣、寄文書也都要錢。」他說，台南地檢署為了省錢，現在傳喚被告或證人都改寄平信，如果對方沒來，第二次才寄掛號。
以「公然侮辱罪」為例，最後通常不起訴，少部分才會起訴、送到法院。桃園地方法院法官何啟榮就說，公然侮辱的案件不少，「例如民眾排隊買東西，被插隊，罵個『幹』，就被告。或路上走一走，『你北七喔？』『你講三小？』案子就進來了！被告否認說：『我沒有罵他白痴。』我們開庭還要調監視器。」
何啟榮說，那些被罵三字經而提告的民眾可能覺得對方很可惡，「我們處理這一類案件也快，但也要花時間看卷宗，這類案件多了，就是癱瘓我們，我們會沒有太多心力去處理真正重要的案件。」
刑民分野 推公然侮辱除罪
台北地院庭長吳承學解釋何謂公然侮辱、何謂誹謗，「例如『勾引人家老公的賤女人』這句話，『賤女人』可能涉及公然侮辱，『勾引人家老公』這個敘述則可能涉及誹謗。」他就接過類似案件，元配罵小三「賤女人」，小三提告，雙方各請3位律師，陣容之大，律師費遠超過易科罰金的錢。
但這類案件即使成立，最多也是易科罰金，吳承學說：「幾乎不會判抓去關。既然沒有要抓去關，為什麼要放在《刑法》？而且公然侮辱通常會變成查字典比賽，詳情我忘了，比如小三可能拿出教育部國語字典，說賤就是罵人的意思、構成公然侮辱；元配就拿出康熙字典，說賤是輕佻不自重，妳勾引人家老公當然是輕佻不自重，所以賤只是合理的形容，並非是公然侮辱。」
不少司法官皆建議「公然侮辱罪」應從《刑法》中刪除，即所謂「除罪化」，讓這類無關公益的私人糾紛，由《民法》解決即可，因為《民法》亦有侵害名譽的相關規定，受害者可依法求償。前幾年大法官亦曾透過釋憲，將「通姦」除罪化，讓受害者依《民法》已有的「侵害配偶權」求償即可。
吳承學並說，公然侮辱還面臨法官見解不同的問題，「比如同樣罵三字經，有的法官認為是公然侮辱，有的法官認為有些人開頭問候語就是三字經，因此三字經不見得有侮辱的意思。既然法官的見解常有歧異，要不要乾脆除罪化比較好？」
法官見解歧異的另一個著名例子，是前總統馬英九成為形容詞，曾有民眾因為罵別人「很馬英九」而被告，最後成立公然侮辱；不久又有另一民眾罵人「很馬英九」，另一位法官卻判不成立公然侮辱。
台大法律系教授許恒達說：「這類案件往往淪為法院在判決中要說文解字。而且，公然侮辱罪是用來保護個人免於被別人不尊重對待的權利，但這種權利是不是一定要動用《刑法》來保護？一直有爭議。整體來說，我個人也認為這個罪沒有必要存在。」他說，針對公然侮辱罪的合憲性爭議，憲法法庭最近也已經受理，並已進行言詞辯論，近期就會作出判決。
大大小小的竊盜案，是另一頭痛問題。法官吳承學說，重大竊盜案件其實極少，據台北地院統計，約有8成是萬元以下的竊盜案，有時連受害者都不見得想追究，但礙於《刑法》規定，只要被害人一報警，就要走司法流程，不想提告也不行。
吳承學就審理過一件偷養樂多案，被告在超商偷了一瓶8元的養樂多，超商報警，「可是超商其實沒有打算繼續追究，但因為報了警，被告又不認罪，我們就一定要處理到完畢，而且那件案子被告疑似精神異常，我們還要評估是否做精神鑑定。」
建議修法 微罪應先行調解
檢察官蔡佰達也辦過在超商偷優酪乳、偷保險套的，甚至辦過一位老阿公在菜市場偷兩條胡蘿蔔的案子，市價約20元，「我就為了那兩條胡蘿蔔，還要把阿公找來開庭，『請問你是不是有偷他的蘿蔔？』『對，我有偷他兩條蘿蔔。』『那你認罪嗎？』『我認罪。』然後我就要寫犯罪所得20元。你看，這麼少的錢，動用整個國家的資源。檢察官就常在處理這些事，可是你又不能不處理。」
可能的改善方式，是「調解先行」。檢察官柯博齡解釋，依現行法律，竊盜案不論金額多寡，或者車禍的提告案件不論大小，一律都要先進入地檢署，由檢察官閱卷、開庭，問雙方有無意願和解，有的話再轉介至調解委員會。「其實，這些比較輕微的犯罪，可以考慮一律先送調解委員會，一旦雙方和解了，如果是告訴乃論之罪，檢察官就不用再花時間調查，直接不起訴即可。如果是非告訴乃論，就請被害人註記同意讓檢察官依照職權不起訴被告、或緩起訴、或簡易判決，檢察官再依卷宗裡的事證，確認被告確實有犯罪，再依被害人意願來結案即可。」
至於近年司法案件量激增的主因：詐騙案暴增，又該怎解？我們採訪到的其中幾位檢察官、法官均表示，警方的「統一彙整」機制十分重要，卻至今未能建立，導致從檢方到法院在偵查、審理時，有時忙到最後才發現在重複忙同一件案子。宛如瞎忙。
併案管理 需跨域即時彙整
一位不便具名的檢察官表示，有時偵查後才發現「咦，這件案子我不是處理過了嗎」，原因在一個人頭帳戶通常不會只騙到一人，被害人可能從南到北，報案時間也有落差，有人今天在台北報案，有人下週在花蓮報案，「我們就不斷影印那些重複的資料，增加無意義的工作。」直到發現都是同一件案子，檢方或法院才會「併案」處理。
以現今科技，由第一線的警政部門將所有的被告、所有的被害人統一彙整，技術上應不困難，至今卻遲遲未能做到。因此，同樣的困擾甚至延續到法院，法官何啟榮就說：「警方的處理方式是一有詐欺案件進來，就報給檢察官，警方沒有先彙整，導致同一個案子桃園也有、台北也有，同樣的事情檢察官重複做2、3遍，法院也重複同樣的事情，最後才發現同一個被告明明已在其他法院審判過。」
此外，就像一個被告不會只騙一個被害人，一個詐騙集團也不會只有一個被告犯案，同一件案子可能有好幾位被告，如果警方在前端沒有先合併處理，幾位被告分別住在不同縣市，依法，會由不同法院審理，被害人得疲於奔命。何啟榮回憶某個被害人，「他今天在我這裡開完庭，我還要跟他說：『不好意思，你這件案子的另一個被告不是我們這個轄區，在另一個轄區。』他就很可憐，還要跑去台中。」
此外，幾位檢察官與法官也表示，反詐騙不能光靠執法系統，更重要是前端的預防，需要跨部會合作，包括金管會、數位發展部（涉及第三方支付）、NCC（通訊傳播委員會，涉及電信門號）。法官何啟榮就提到，應強化「警示帳戶」功能，「我們審理詐欺案件，有時看裡面的帳就很清楚，我們戲稱『殭屍帳戶』，一個好幾年沒動的帳戶忽然動起來，我看了都覺得怪怪的，銀行業者難道不知道嗎？」這些細節，以現今科技應該可即時管理？「一定可以管理，銀行的內控可以做得更好。」
監管失能 便利反孳生犯罪
其實，我國早在2006年即有《存款帳戶及其疑似不法或顯屬異常交易管理辦法》，簡稱《異常帳戶管理辦法》，最新一次修正是2014年，主管機關為金管會，然而監管的成效顯然十分有限。
高檢署檢察官卓俊忠說，金融機構可能是擔心「誤殺」，耽誤了客戶的緊急資金調度，尤其企業戶，「企業有它的便利性需求，所以金融機構對企業戶的range會放得比較大。可是，如果發現有異常，是不是要謹慎一點，比如這間公司明明資本額沒那麼多，為什麼約定轉帳的金額可以上千萬元？」他說，網路讓一切變得更方便，但許多犯罪也由此而生，同樣的，一些利民、便民措施，往往也不利於犯罪防治與偵查。
便利性與犯罪防治之間的拉扯，一直是詐騙防治的難題。這樣的兩難出現在銀行帳戶管理，也出現在電信門號申請。台南地檢署主任檢察官王聖豪提到，詐騙集團犯案脫不了兩種工具：人頭帳戶、人頭門號，「門號太容易取得了，詐騙集團會以企業用戶的名義，申請大量門號。如果讓他們沒辦法輕易取得大量門號，犯罪工具取得不易，犯罪成本就會提高。」
高檢署檢察官卓俊忠就舉例，「像桃園地檢署之前有偵辦過一個案子，那間公司資本額只有5萬元，是一間水果行，但申請了2千多個門號。」他說，對此高檢署已向NCC反映，希望電信業者與金融機構都能落實KYC（Know Your Customer，了解自家客戶），加強審核，才能遏止這些人頭帳戶、人頭門號。
詐騙案暴增，加上難以遏止的濫訴，讓司法系統如今已瀕臨崩潰，而後果，並不只是司法官普遍過勞。法官何啟榮回憶，曾審理過一樁知名廠商的投資案，受害者多達數百人，他在2019年收案，逐一請每個被害人到庭，作證說清楚每人投資多少錢，再核對每一條金流。「我不可能放下其他所有案子不管，只好每個月固定問兩個證人，終於在2022年底，問完所有的證人。」他有點難過地回憶，有被害人說他2013年就被騙，案子現在才到法院，「這就是我們司法的困境，案件真的太多，我只能跟那些被害人說『我很抱歉』。」
正義需要成本，司法資源卻有極限，何啟榮說，司法難以顧及每一個人大大小小的權益，現實上不得不取捨，才能把精力用在真正重要的案件，否則，未來的司法恐如同醫療，「像醫生看診，看一個病人本來10分鐘，後來變成5分鐘，再變成3分鐘，最後變成1分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