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點什麼，讓她無罪」
「#MeToo如果有中譯，應該翻成：『不想讓妳一個人』『不想讓那些女孩（或男孩）像當初的自己一樣，那麼孤單』。」莊喬汝曾看過這樣的詮釋，覺得動容，她憶起曾協助多起性侵被害人訴訟，許多人原打算把被侵害的祕密帶進棺材，站出來，幾乎都不是為自己。
例如，莊喬汝曾協助一名被害人，少時遭校隊教練性侵，成年後發現那名教練仍在學校繼續任教，她知道，一定會有學妹受害；為了不再讓悲劇重演，她甘冒風險、選擇發聲。
時序進入2024年。1月，Mia陸續發訊：「這段時間，我不去看#MeToo運動又發生什麼事。刻意隔絕。」「我進入鬱期。不知為何，我不知道熱情在哪裡？」以往在台北謀生，機會與人脈常來找她；而今到了台中，她得非常努力，才能有一絲被看見的機會。以及，她其實很懷疑：「整個演藝圈，會不會再也沒人敢用我？」
1月25日，她傳來訊息，對偵辦進度感到焦慮，「我的案子，很可能要拖到春節後…」「我不懂，為什麼要拖那麼久？」
2月17日，她表示正在執行「努力壓低生活費計畫」，幾乎只喝安素度日。我回訊，還是要吃固體食物；她答：「好啦，我會去買茶葉蛋。」「我發現，吃蘇打餅乾+茶葉蛋，最能省錢。」
3月某日，她傳訊：「Jackie出庭了。」「從前我睡前才吃鎮定劑。現在變成，我白天也要吃鎮定劑。隨時都可能恐慌發作。」
4月1日，愚人節。Mia發來訊息表示正在準備遺囑。這不是一個玩笑－－官司結果未明的時刻，她和原生家庭成員爆發衝突。憂鬱病況加劇，她被診斷出重鬱症。
「如果人生因此被卡住，那才真的輸了」
4月2日，Mia傳來語音訊息：「我知道性暴力永遠不會停止。我希望，如果有人受傷害，她們不會被…」說到一半，她說不下去了，試著把話說完：「我希望，她們不會被狠心的對待。」「這場運動，受害者（和他們的重要他人）之間，也許誰都沒辦法扛著他人，再走下去了。」「我一直想，弱弱之間如果不要相殘，有沒有可能團結？我很悲觀－－除非這些弱者，他們慢慢變強。可是，有些弱者，一輩子都沒機會變強。」
4月中，她發來語音：「最近我沒力氣寫臉書。」「我有按時吃藥，但沒辦法吃飯。」「我相信我會好起來…，只是一直在等：我會被起訴，或不起訴嗎？什麼時候，我有力氣正常生活？」
她想起數月前，全國律師聯合會理事長尤美女和她分享的一席話：「尤律師說，倖存者的生活一定要向前。因為，訴訟是以年來計算的，妳不可能因為一個訴訟，人生就卡了1年、2年。如果人生因此被卡住，那才是真的輸了。」「她鼓勵我，一定要繼續日常生活。」
「李敖不是說過嗎？我告你，訴訟重要的是過程，不是結果。」尤美女觀察，許多性侵案件，加害人控被害人妨害名譽，「重點不在『告得成』，重點在讓你受苦煎熬、最後閉嘴—被告會被詢問非常難堪的問題，很多人撐不住，最後投降，要嘛閉嘴，要嘛道歉。」
尤美女直言：「通常大家會相信法院。以為到了法院，就會得到公平正義。我認為，這都是過度期待—法院審理只是看證據。加害者拖時間、放煙霧彈，這些都很常見。」
「#MeToo運動最重要的，是讓被害人肯認自己沒有錯，錯的是環境，並且，得到社會的肯認—這過程，本身就是療癒。」尤美女強調，去年全律會與婦團組義務律師後援團，就是希望被害人不被噤聲：「他／她們好不容易說出來，社會不能逼他／她們縮回去。我們不是法官、檢察官，但在這過程，至少能給受害者能量。」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理事長彭渰雯進一步指出，截至今年10月，後援團累計接案13件，被告案由皆是妨害名譽，除了2案是因協助案件當事人發聲或聲援，其餘11案的被告，皆是性暴力案倖存者。截至目前，5案不起訴、1案起訴、1案告訴人撤告、3案當事人撤回申請，另有3案結果尚未出爐。
「開完庭，生命值剩0.1」
生活緩慢往前。4月底，Mia表示正在研究報名一系列在台中開設的表演工作坊，「我要慢慢好起來、我要去報名表演課、我要去健身、我要吃東西，才能面對官司、才能做更多有意義的事。我必須好好的、讓自己變好。」
5月初，Mia傳來截圖，表示已經完成報名表演工作坊，生活重心轉移。一週後，她通知我：「要開第二次偵查庭。」「我狀況不好，這兩天又掉下來了。不知開庭那天，我狀態會怎樣？」「我已經在思考：如果我這輩子都好不起來，要怎麼辦？」「如果要好起來，我要有經濟支撐、至少要有經濟能力，好好看諮商。而這一切，都非常燒錢。」
5月18日，第二次偵查庭前夕，她表示睡眠很亂，即將北上出庭。「現在，就連吃安眠藥，我都睡不著了。我好擔心睡眠狀況影響出庭表現。應訊是很需要專注的事。我不能精神恍惚。」
5月21日，Mia第二度前往北檢出庭。不知怎的，偵查庭開了超過1小時還沒結束，前來陪伴的Xavier來回走動，愈發不安。
晚間5時許，Mia步出偵查庭，淚流滿面：「我、不、會、和、解。」
Mia離開法院，找了間麵店，勉強吃了幾口麵條。她始爬梳，偵查庭上黃健瑋、證人Z的說詞，皆與當年有很大出入，「他們的說詞為什麼match不上？」另件讓Mia崩潰的，是L先生那件與她無關的「案外案」—她得知L先生也遭提告，事證對L先生不利。
吃完麵，Mia拖起行李，前往高鐵站，準備回台中。回家後她陸續發來語音訊息：「回家路上，我不斷在每個可以坐下的地方坐下，才有辦法往前走。」隔二日，她傳來的語音訊息，聲音比先前更虛弱，「我現在很不好。我開完庭，生命值大概剩下0.1。」「我差點錯過今天的診。最後一刻才看到醫生。」
「我認為，我有被起訴的可能性。這幾天，我想到一些細節，覺得我應訊時，腦袋沒有那麼好。有些細節，當場就可以回應檢察官了，可是...我現在才想到該怎麼回答。」字裡行間都是懊惱，她做了最壞打算：「如果被起訴，就兩審。可能要走一年？兩年？不知道。」「以前，我覺得自己在谷底；現在知道，今天才是『谷底的另一個谷底』。去年我還有力氣生氣。現在，我連看看外面發生什麼事，都沒力氣了。」
5月30日，充滿無力感的Mia收到陌生人私訊，對方說：「我開偵查庭的時候，檢察官問我為何隔了15年才提告？我回答，我不想讓我的孩子活在暴力犯罪者不用付出代價的世界。」「說出自己的事情之前，我看到妳的事件。謝謝妳，給了我一些勇氣。」Mia讀完，情緒複雜，「我完全不認識這個女生。我也沒想過，這樣子的我，可以影響其他人、給他／她們勇氣。」
6月，Mia傳訊息的頻率明顯降低，「我暫時不上台北了，要開始上表演課。」
7月初，她傳訊表示生活狀態逐漸穩定，「我喜歡這個穩定。」
7月8日，沉默已久的黃健瑋在臉書刊登「L先生的道歉聲明」截圖，寫下：「感謝檢調單位的心力，也感謝所有願意說出真相的人，去年的這一事件已和解落幕。生命的課題讓我們一起成長，我們繼續學習。」同一日，數家媒體以「黃健瑋收道歉聲明！」「遭爆#Metoo一年還清白」作為標題；其中一家平面媒體竟將內容錯置為「時隔一年，黃健瑋正式收到道歉聲明，Mia坦言先前所言全為不實指控。」莊喬汝立刻通知該報：「貴報刊登內容嚴重與事實相悖，請立刻下架不實新聞。」該報這才下架錯誤內容。
「只要有一個網友把不實新聞當真，就會對倖存者造成巨大傷害。一般民眾不會去細分：到底發生什麼事？L先生的案件帶給Mia很大壓力。」莊喬汝觀察：「如果外界操作，是對被害人一直施加壓力，有些被害人是走不到最後的。有人官司打到一半，就放棄了。即使知道勝訴機率很大，他／她們仍說：不要了。因為，在訴訟歷程中，他／她已經被畏懼感壓垮了。」
縱然畏懼，但Mia沒被壓垮。只是，不管如何澄清，輿論已受影響。Mia與友人收到多方查證：「Mia向黃健瑋道歉了？」一夕之間，她忙著澄清，自己的案件還在偵查中，而她本人並未向黃健瑋道歉。至於L先生，行蹤從此成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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