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腦開外掛別輕易外包
AI年代，簡立峰常提醒一個概念：別把大腦外包給AI。
「『大腦外包』是AI對每個人最大的打擊。」他解釋，許多人認為有AI就無須學習，「這跟你用Google Maps導航很像。你依靠導航久了，連隔壁怎麼去都不會了，但你可能因使用導航，到達從沒去過的地方。」「這是種交換。我們換一點、換一點，可能得到很多；但一不小心，就交換過了頭。我們熟悉的東西，會因此變得不熟悉，可是科技解決我們原來解決不了的問題。」說到底，我們交換出了什麼呢？「不知道。」他難得給出不確定的答案。
「大腦外包久了，你就不學習，久而久之，喪失所有基本能力。」簡立峰演講時很愛放一張PPT，畫面有點驚悚：西元250年前後，巴黎主教聖德尼遭迫害殉道，遭利劍斷頭後，仍撿起地上頭顱，捧著斷掉的頭，繼續講。「古代哲人死了都要把頭捧在手上；但現代人某種程度上，有了AI，我們自己把頭（思考能力）交出去。」
與「外包大腦」相對的另一種可能是：「外掛大腦」—他解釋，這好比把AI當成瀏覽器，如同日常透過瀏覽器吸收知識與資訊的過程，瀏覽器不僅記錄使用者的瀏覽內容，更深刻了解使用者的喜好與習慣，若善於利用，累積的數據更全面。
「如果可外掛大腦，把這拿來當成你個人資料庫，這不是很好嗎？對AI來講，它了解你，一個外掛大腦可以為使用者做很多個人化服務。」他又想出一個頗具生活感的比喻：「我們和爸媽講話，是不是都比較直接、比較凶？因為爸媽懂我們嘛。而那個『懂我們』，其實就類似AI的『無形服務』，也可視為一種瀏覽器。」
科技從未脫離人性，所有進展最終仍回應人類基本需求。簡立峰母親畢業於日治時期的蘭陽女中，近來他讓母親與手機AI對話，搜尋高中時代的老校舍照片。老人家嚇到直呼：「這AI感若（好像）神仙咧！」他覺得，AI好像給老人開了記憶外掛。
他父親高齡97歲，日前住院苦等不到醫師，他擔心老人家看病科別多、治療角度不同、藥物副作恐互相矛盾，又開起外掛，將父親年齡、症狀、病程與藥單發給Gemini，結果發現某顆藥不適合父親長期服用，Gemini建議可減一顆藥，後來主治醫師也確認可行。科技意外成了第一線的依靠。
人生的感性都給了家人
自稱「不感性也不人文」的簡立峰，人生裡的最感性，其實全都給了家人。簡立峰讀台大博士班時，在台大資訊中心教書打工，認識大學部的學妹，苦苦追求。學妹後來赴美深造，簡立峰一天寫一信，二年後學妹學成歸國，「我寫了五百多封信，她就回來了。帶著行李和一箱的信。」「還好有追到她，否則她就不回來啦。她為我犧牲滿大的。因為那時，留在美國發展比較好。」
學妹卜小蝶後來成為師大圖資所所長、教育學院副院長，現已退休。張志祺說，簡立峰有浪漫一面，例如導生們幾乎都知道，任職Google前，簡立峰曾拿到微軟中國的聘書，然而當他告知太太，她眼淚馬上掉下來。簡立峰立刻回絕微軟，放棄超高薪邀約。簡立峰夫婦對話也總不離最新科技；他曾在許多場合分享老婆的旅行趣事，「我老婆出去玩，在芝加哥走路走到腳破皮，去藥妝店買繃帶，幾十種不知怎麼選。她拿手機一拍，讓AI幫她選。AI還把使用說明都告訴她。」
當人工智慧快速滲入各行各業，焦慮成了普遍情緒。許多人擔心，自己的角色是否終將被演算法取代？佛教團體法鼓山也邀簡立峰演講，法師們給他出了一道題：聖嚴法師的著作體系清晰、資料充足，AI在語言回應上幾近無懈，宗教會被取代嗎？
簡立峰坦言對宗教並不熟悉，便請AI協助分析，從全球宗教到佛教，再談到聖嚴。透過與AI對話，他發現宗教之所以存在，是因為人類無法完全參透生死；「臨終時，沒人希望陪在身邊的是機器、是冰冷的AI。人們渴望的，是那個對自己有意義的人，握住自己的手。」於是他對法師與信眾說：「分析到這裡，就釋懷了。就把AI當成新的傳播媒介吧。」
法師們的這一問，其實點出AI尚未能碰觸的核心問題—人類的精神與情感需求是否能被取代？人類該如何與AI對話，才能理解它的邊界、守住「生而為人」的位置？
簡立峰說，台灣人才解題能力超強，但普遍欠缺提問能力。他任職台灣Google時，曾聘用一千名同事，其中有九百多名工程師，卻連一位來自台灣的產品經理都沒有，「這反映出台灣教育模式習慣讓學生回答問題，而非鼓勵學生思考：『我如何問一個好問題？』」
「學歷這件事，在台灣影響大，我們用考試去把全社會排名，這超病態，像工業時代的工廠，因為這套系統最方便管理人。」簡立峰直言，教育確實讓台灣成為製造業強國—台灣小孩老是習慣在既定規則裡找答案，培養出的人才服從紀律、擅長解題，卻很少有人被鼓勵去出題，「但到了AI時代呢？我們要出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