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與英國脫歐公投的內部「吹哨人」，在媒體專訪及對英國選務監督機構作證中爆料，認為脫歐陣營的違法行為可能影響了公投的結果。
不過他的爆料內容也立刻引發了激烈的媒體交鋒。牽扯到了這名爆料人是否因為感情因素挾怨報復，以及首相官邸的聲明是否刻意揭露爆料人的同志身分。
這名「吹哨人」沙米爾・桑尼（Shahmir Sanni）透露，兩名首相辦公室的資深顧問，在2016年公投期間，把超過九十萬英鎊的選舉經費轉匯到人頭子公司，藉以規避選舉經費的上限規定。這筆錢隨後轉付給了一間加拿大的數位廣告公司，它和負責川普2016年大選的「劍橋分析」公司同屬一個集團。
在《觀察家報》記者筆下的桑尼，在去年八月第一次受訪時緊張、焦慮、充滿不確定。不過從媒體的系列調查報導，如今他逐漸確定，當初的自己太過天真，他與其他年輕的選戰志工在選戰中受人利用。
2016年初，22歲的桑尼加入了支持英國脫歐的組織Vote Leave。這是他從東盎格里亞大學取得經濟學位之後第一份工作。桑尼自認是「天然的歐洲懷疑論者」，Vote Leave正是他夢寐以求的工作機會。「它就像一個新創公司。大家不斷拋出想法討論各式的話題。你擁有許多創意的自由。」當時他還住在靠近伯明罕的索利霍爾（Solihull），每個星期有幾天要搭著火車到倫敦米爾班克塔的「投票脫離」總部上班。
桑尼的巴基斯坦移民身分，對脫歐陣營極具有價值。桑尼說：「選戰很重要一部分是要讓支持者多元化。」脫歐陣營希望儘量淡化他們排外與種族主義的色彩。而桑尼正是少數族裔的樣板。
2016年3月，Vote Leave的資深主管帕金森（Stephen Parkinson，如今是英國首相梅伊的政治顧問）徵詢桑尼協助參與青年部門BeLeave的活動。
創立和主持BeLeave的是23歲主修時尚的葛萊姆斯（DarrenGrimes），他的主要工作是製作在社群網站散播的廣告和訊息。「他製作的內容相當棒。一些很酷又簡單明瞭的圖，很容易讓人們分享。」桑尼說：「BeLeave觀念非常前進，它的目標是年輕、自由派的脫歐者」，與他的價值理念完全契合。
就在公投前一個月左右，Vote Leave的另一位資深主管華森（Cleo Watson，如今同樣擔任首相梅伊的資深顧問），告知葛萊姆斯與桑尼，「有金主要捐錢給BeLeave」。他們估算如果能多爭取到幾千英鎊預算，他們可以大大擴增在臉書等社群媒體的影響力，於是寫了提案給他們的可能金主。
根據華森的說法，他們與Vote Leave內部律師和法務主管討論的結果，要拿到錢的辦法是把
BeLeave改成獨立的機構。他們的律師幫達倫與桑尼準備了文件，兩人在5月18日簽名，並且在銀行開立帳戶。
但是金主並沒有如期出現。接著，在公投前十天，Vote Leave得知他們收到一百萬英鎊的捐款。基於經費上限的規定，他們建議可以把這筆錢當成給BeLeave的捐款。這不是他們當初想的幾千英鎊，而是將近一百萬。
桑尼一開始的反應是樂翻了。「你能想像嗎？我才22歲然後有人給了我近一百萬英鎊！我大概同一天就把它加到了我的LinkedIn履歷。」
不過如今看來，這筆錢與他們的創意工作和理念都毫無關係，純粹是為了規避法律規定的工具。「他們要我們開設銀行帳號，但是從沒有錢進來。我是BeLeave的財務長和秘書長卻從未見到錢。我毫無掌控的權力。一切都是Vote Leave說了算。」這筆錢後來直接匯進了一家加拿大的數據分析公司「AggregateIQ」（簡稱AIQ）。AIQ和「劍橋分析」同屬於SCL Group（原名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 Group）所擁有，這家公司協助操作川普2016年大選，以及另一個支持英國脫歐組織Leave.EU的公投選戰。
支付給AIQ的經費，對BeLeave幾乎毫無作用，總共六十幾萬英鎊的經費只幫Beleave得到1164各電子郵件訂戶和1005個手機號碼。這讓桑尼嚴重懷疑，這筆錢是被Vote Leave挪用至競選費用。
桑尼說：「Vote Leave並不是真的給了我們這筆錢。他們只是裝裝樣子。我們沒權力動這些錢。我們只是22歲年輕的學生。你不可能拿一百萬英鎊給兩個學生隨便用。」
桑尼有強烈的反歐立場。他出身單親家庭，大約十年前母親帶著他與兩個姊妹從巴基斯坦移民英國。他目前工作的「納稅人聯盟」（Taxpayers’ Alliance）也是一個支持脫歐的社群網站公司，公司共同創辦人正是Vote Leave的執行長艾略特（Matthew Elliott）。他的工作生涯完全建立在脫歐議題。他決定爆料的路程也經過多番的猶豫。
「英國救了我的家。」他說。「我投票脫歐。如果有第二次公投，我也會再投一次贊成脫歐的票。但我現在知道公投（結果）是出於作弊。這是我無法忍受的。」
《觀察家報》與桑尼的接觸，最初的管道是透過「劍橋分析」的數據分析師魏利（Christopher Wylie），魏利不只是劍橋分析臉書醜聞的核心人物，同時也是英國脫歐選戰的核心人物。
魏利是當初把桑尼和葛萊姆斯引介到Vote Leave的介紹人。而魏利當初在英國聯合政府的自民黨內工作，則讓他結識了保守黨和自民黨內的一些政治人物。桑尼和帕金森兩人，也是透過他的介紹而認識。
不過，被桑尼點名的帕金森（Stephen Parkinson）透過首相辦公室的聲明回應，則是暗示桑尼的出面爆料可能是基於感情因素。聲明中強調，Vote Leave在公投選戰過程中，「經費完全遵照相關法律」。他還自爆曾經和桑尼「約會交往了十八個月」，最後在2017年9月「以和平的方式」分手。
他並且否認自己在選戰總部裡「不曾以上司的身分與他交談過」，而是以朋友的身分交談。他提供的「建議和鼓勵」可能讓桑尼對工作和感情的界線有所誤解，不過他並沒有「對他（在選舉的子機構）的活動下達任何指示。」
帕金森暗示桑尼挾怨報復並且揭露桑尼的同志身分掀起了另一波的爭議。桑尼的律師說批評，這應該是「唐寧街的公開聲明第一次被用來揭露（outing）同志身分。」桑尼本人則說他和帕金森的短暫交往是在公投之後，同時，他同志身分被揭露已經危及他在巴基斯坦家人的安全。
選務專家們也指出，桑尼的這項指控顯示了現有選戰經費規定的諸多漏洞和不切實際。在英國脫歐公投過程中，正反兩方陣營各自都成立了不少的組織，他們可以各自募款、發動議題、號召選民投票。這些組織透過相互串連，很容易就可以規避政治捐款的上限規定。
參考資料：Guardian，New York Tim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