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言以蔽之，一切弊端起源於草案就限制出境的「定位不明」。這個根本問題若不釐清，後患無窮。本來，限制出境處分存在的必要性，各國法制皆然，因此要先說明可能的立法模式，才能評斷我國草案的良寙。
簡言之，限制出境有三種可能立法選項。第一種是刑事訴訟上作為「羈押的替代處分」（下稱A類），也就是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有羈押原因，但不予羈押而改用干預程度較低的限制出境，作為防止被告逃亡的替代手段。既然是羈押的替代處分，因此在這種立法模式之下，限制出境的立法規定必然是如同具保、責付等其他替代處分一樣，「附隨」在羈押規定而一併立法，而非作為一種獨立的強制處分、也無單獨的刑訴授權規定。
德國、日本、美國（作為保釋條件）刑事訴訟大體皆採A類立法模式，故限制出境作為羈押法制的一環，兩者不可分離。我國現行法也可算是此類，但羈押替代處分授權規定僅泛言「限制住居」，因不夠明確而備受質疑。反之，德國則於《刑事訴訟法》（StPO）中明訂，若僅因有逃亡之虞而羈押時，替代處分尤其可考慮：命被告定期報到、未經許可不得離開住所地、居所地或「一定區域」（指定活動區域可從大到小，因此也包含「限制出境」）、僅得在特定人員監督之下方得離開住宅及命提出適當擔保等（§116 I StPO）。但應注意，不可施以和羈押原因無關的替代處分，例如被告無逃亡之虞而僅有串證之虞者，就不得命限制出境，否則會違反比例原則下位之適合性原則（限制出境根本不適合達成防止串證之目的）。上開替代處分既然是附隨於羈押，故同羈押般採法官保留原則，對羈押含其替代手段不服者，依刑事訴訟規定救濟之。
第二種是行政法上的限制出境（下稱B類），依照不同行政目的需求（例如國安、警政、法務、兵役、移民、稅捐等）而在個別行政法上制訂其授權規定，如我國《入出國及移民法》第6條第1項各款的禁止出國處分。德國行政法中，如《護照法》（PassG）中就有因國安、稅捐、兵役、毒危、扶養義務等事由而拒卻護照申請、撤銷護照並限制出境的行政法授權規定（§§ 7, 8, 10 PassG）。這些性質上屬於行政處分，由行政機關依行政程序為之，且相對人不服時亦是循行政救濟途徑，由行政法院撤銷之。此外，違反上開禁止出境處分者，另有刑事處罰之制裁（§ 24 PassG）。
以上A、B兩類的目的、需求及性質有別，但都可達到限制出境之相同效果，且兩者之間並無互斥關係，先進國家的法制，基本上也都併存這兩類的限制出境措施。此兩類規範不但互不排斥，甚至於有補充關係，例如對於可疑間諜人士，可能還未到達發動刑事追訴或聲請羈押的犯罪嫌疑程度，因此也無從運用A類羈押替代處分，但仍得基於國安目的而先以B類行政法授權來限制其出境，以免錯失良機，造成國安漏洞。B類授權如果充分，A類運用範圍自然就會減少，是以限制出境的通盤立法，要同時考慮A、B兩類的連動性與消長關係。由此可知，限制出境之立法技術門檻不低，修法萬萬不可本位主義或閉門造車，通盤考量才能畢竟全功。
第三種想像上可能的立法選項，是將限制出境從羈押替代處分中抽離出來，當成是「刑事訴訟上獨立類型的強制處分」（下稱C類），並且在《刑事訴訟法》中制訂單獨授權規定，我國司院版草案即是如此。但這種立法模式恐屬罕見，德、日、美皆不採，筆者迄今尚查不到先進國家的立法例可循，而翻遍司院版草案立法說明，從頭到尾找不到半個外國法例來支持。恐怕又是我國起草者「兄弟個人獨獲的創見」？！
土法煉鋼的立法，最怕暴虎馮河淪為「不倫不類」，導致實務治絲益棼！日本《刑事訴訟法》雖曾有類似的修法芻議，但因作為獨立強制處分的定位，和羈押替代處分之間的糾結不明，且將製造諸多錯綜難解的適用問題（我國司法院版草案第93條之6的準用規定，即有相同疑慮），故經研議後終究放棄，草案胎死腹中，限制出境又回歸作為審判中羈押替代處分的定性。前車之鑑不遠，我國豈可冒進？
此外，一旦將限制出境單獨抽離出來立法，我國目前僅有的羈押替代處分將更加空洞、無用，法官反而更可能面臨全有（羈押被告，若押錯人成烏龍事件）或全無（釋放被告，若逃走了變恐龍法官）的「兩龍」困境，甚而增添實務運用羈押的需求及危險，個案反而更容易違反比例原則，內國制度和國際人權法也就更難接軌。
話說回來，那我國法制究竟問題何在？如何立法？簡單說，就《刑事訴訟法》而言，問題在於包含限制出境在內的羈押替代處分，我國立法授權密度太低，規定太不明確，種類也太過侷限，以致於無法發揮作為羈押替代處分的應有功能。
據此，修法方向除了應採包裹立法，同時考量行政法的限制出境（國），一併修正《入出國及移民法》之外；就《刑事訴訟法》而言，不但應仿效先進國家將限制出境明文定性為羈押替代處分（A類，而非反其道而行的C類），並應將替代處分的選項予以明文化、充實化及多樣化（就此而論，尤美女委員提案版比司法院版草案，思慮更為周全），如有逃亡之虞者得命被告居家監禁、定期報到或不得離開特定區域並輔以電子監控等措施；串證之虞者得命禁止接觸共同被告、證人、鑑定人或從事特定串證風險活動；違反限制命令者並施以有效制裁（引進實體法的棄保潛逃罪、訴訟法的逃犯失權法則）。如此通盤考量、多管齊下，才是法治國家的修法正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