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注社會 師從梅艷芳
何韻詩在香港出生,11歲隨家人離開香港到加拿大。9歲時,父母帶她去聽梅艷芳演唱會,梅姑一襲紫色禮服從緩緩上升的舞台現身,安可曲〈孤身走我路〉讓小小的何韻詩深深入迷,後來到了加拿大,她仍是看香港電影、聽香港歌曲,跨海追著梅艷芳的一舉一動,「我一直去看她做的事情,她怎麼在社會上去幫助跟她無關的人,後來六四事件爆發,她也走得很前面。」
19歲那年,何韻詩隻身回香港參加歌唱比賽,只因比賽的評審是梅艷芳。從偶像手裡接過獎座,讓何韻詩開心極了。後來,何韻詩成為梅艷芳第一位女徒弟,也是最後一位徒弟。何韻詩曾在受訪時提到,2003年,張國榮過世,梅艷芳亦發現自己罹癌,但香港爆發SARS疫情,梅艷芳仍堅強地舉辦慈善演唱會。
「師父在那樣的狀態下,還想著關注別人。」是那樣的梅艷芳,造就這樣的何韻詩。最初開始崇拜梅艷芳,對年僅9歲的何韻詩來說,不過就是個追星族吧,但梅艷芳做過的事、說過的話,就像種子埋進她心裡,如今42歲的何韻詩指著自己的腦袋,又指向心臟,「我猜那個印象就一直記在這裡,也記在這裡。」
梅艷芳癌逝後,何韻詩持續創作,但始終覺得自己與娛樂圈不同路,「娛樂圈本來應該很有創意、很有空間做自己,但這個領域反而有很多潛規則,如果你不落入那個狀態,就變得很另類。」起初,她只是想唱自己覺得好聽的歌,穿自己覺得適合的衣服,「因為我不太喜歡穿裙子,大家就會常常批判我不穿裙子,對我的性取向也有很多臆測,會有很多難聽的八卦。」
身分拉扯 一度想放棄
「為什麼每個人都要放進那個框框裡,才能算是成功的人?在香港,成功的定義很窄化,好似有名有利就是成功。」30歲那年,何韻詩開始反思:「為什麼不可能做自己?為什麼一定要唱你們那些歌、用你們的遊戲規則,我才能算是『成功』的歌手?」她更想做的,是發聲。她成立慈善基金會、關心社會議題,同時參與拍攝紀錄片《十日談》。
「紀錄片計畫讓我非常分裂。」出身中產家庭,何韻詩少有機會接觸社會底層,「有天早上,我去深水埗的一個精神疾病患者家,他家非常、非常小,整個房間只有一個床鋪,我跟他聊了一早上。但晚上我卻化妝去參加娛樂圈五光十色的活動。」回想起當時,何韻詩深吸一口氣,「我覺得,我完全要爆炸了。這邊這麼真實,那邊那麼虛幻,我的位置到底在哪裡?」
在歌手與倡議者之間拉扯,何韻詩一度想放棄唱歌,讓她找回自己的是「台灣」。她受舞台劇導演林奕華邀請到台灣演出,來台期間,她專注排練,「有一天起床,我所有的感官好像都開了,比方我可以聽到冷氣的風,聞到很細微的味道,平常不會那麼敏銳的。」後來,她想發一張國語專輯,決定以新人姿態長駐台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