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陳欽生出獄第3年，他每天在新店中央新村附近徘徊：「我打聽到當年刑求我的調查局組長住這邊。」他如願見到當年的組長，並於隔天準備了水果刀預謀：「我要殺了他，再自殺。」他緊張坐在一間路邊宮廟，等待行凶。廟裡住持看他臉色不對，只勸他：「我不知道你發生了什麼事，但如果你有什麼計劃要做的話，要先想想，你這麼做，誰會最傷心。」
陳欽生並沒多想，眼見當年的仇人走進巷子裡了，提起水果刀就要往前衝，但他腦子裡莫名想起了母親，那個片刻心突然軟了，刀子怎麼也提不起，眼睜睜看著仇人從面前走過。你怎麼確定是他？「他化成灰，我都認識。」
現在已經70歲的陳欽生，提起過往仍難掩憤慨。1967年18歲的他從馬來西亞到成功大學念書，大二那年被調查局帶走，先是控他涉嫌「台南新美處爆炸案」，查無證據後，改栽贓他：「在馬來西亞參加共產黨，來台企圖顛覆政府。」最後遭判刑12年。
在調查期間，陳欽生被針刺指甲、倒吊毆打、被打到吐血再被逼著把吐出來的血喝掉，「打到我受不了，自殺了3次。」第一次是喝廁所的鹽酸，沒想到裡面裝的是髒水，第二次是頭撞玻璃窗，結果只留下一道疤，第三次是趁空檔搶了調查員的配槍打算自殺：「扣上板機，沒有子彈，他們故意製造機會，要看我出洋相，他們站在旁邊哈哈大笑。」
出生於馬來西亞怡保的陳欽生，家中有6個兄弟姊妹，父親早死，他是家中最會念書的孩子，兄姊們湊足學費，讓他出國念書，寄望他學成歸國後，再賺錢讓其他弟妹念書。「我怎麼也沒想到來台灣，會變成這樣，我連共產黨是什麼都不知道，連學校社團都沒參加，每天只知道念書，怎還會被捉？」
遠在馬來西亞的母親聽說兒子被關在綠島，隻身飛來台灣，好不容易見到兒子。陳欽生忍著淚水，只告訴媽媽不要擔心，只有母親轉身離去之後才放聲大哭。「我都不知道，我那時候是怎麼活下來的。」他身邊有一張舊照，是綠島坐牢時與同為馬來西亞人的難友合照：「我坐牢，學會了台語，還在廚房學會做菜。」期間，家人曾透過馬來西亞外交部反應，但陳家畢竟是無權無勢的平民，救援行動都沒有結果。
1983年，陳欽生出獄後，因為僑生身分，沒有身分證，但台灣政府也不允許他回馬來西亞：「我恨透這個政府了，不給我證件，也不給我回去。」最後他只能流浪街頭，「一開始當然也有翻餿水找東西吃，但後來都曉得在昆明街、廣州街那一帶，有很多餐廳沒賣完的乾淨食物都會拿到後巷給我們吃，我也是有遇到好人。」
最難受的還是想到母親，陳欽生雖然在景美人權園區當志工，講自己的故事已經千百遍了，但提起媽媽他還是哽咽了。陳欽生不敢讓媽媽知道自己在台灣流落街頭，他的兄弟姊妹也幫著隱瞞母親，但媽媽實在太想念兒子了，不顧小孩的反對執意到台灣看兒子。無家可歸的陳欽生得知後，馬上跟朋友借地方住，媽媽抵台後，又騙她，跟公司請假要帶她四處觀光。「媽媽回馬來西亞後，我覺得好內疚，怎麼會過得這麼慘？」
這麼慘的日子，還是有溫暖的事。舊照是陳欽生與當時的女友一起到慈湖出遊的合照。坐牢期間，認識了監獄的工友，工友看他一人在台灣可憐，告訴陳欽生出獄後可以去找他。之後，走投無路的陳欽生投靠了工友，工友家裡有3個女兒，陳欽生和大女兒交往，之後結婚，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貿易公司的工作。「我很感謝我太太，她不在乎我大她16歲，也不在乎我的過去。」
他說每次想起過去受的冤屈，會生氣、會傷心，有時還會在半夜驚醒，這些怨都無處可發洩，只有妻子總是耐著性子陪伴，聽他說話：「如果沒有她，我不知道要怎麼撐過來。」過去太痛苦了，他婚後跟太太約定：「我們再也不要提起過去。」2009年，景美人權園區找他做口述歷史和導覽，他遲疑了很久：「我一直在園區外面繞，就是不敢進來，每次來，回去就做惡夢。」
最後，他選擇把自己的故事說出來：「每說一次就像傷口被治癒一次，慢慢的好了。」今年6月，促轉會撤銷了他的有罪判決，他心情很平靜：「有人是讀了一本書，或是跟不對的人吃了一頓飯就被捉，我跟他們不一樣，我什麼事都沒做，就莫名其妙被關12年。」他現在最想知道的是，當年為什麼捉他？誰告密？「我申請過我的檔案，結果都查不到…政府說，檔案不能公布，因為怕加害者第二代被報復，我沒有要報復，只想問：為什麼要捉我？只要你給我一個理由，我可以原諒你。」
他還記得自己的判決書上判案的軍法官名為「王雲濤」：「這人聽說還在世上，我很想跟他聊一聊，為什麼我會被這樣判刑？他知不知道我為什麼被捉？」王雲濤曾參與作家季季的丈夫楊蔚案的審判、在美麗島事件中任審訊法官。根據政大研究生謝孟達的碩士論文統計，當年155名軍法官，在1950年到1978年間，根據「懲治叛亂條例」判處死刑人數排名，王雲濤排名第24名，共處死11人。
問陳欽生會擔心，歷史始終沒有真相，罪人沒有受到責罰嗎？「我相信，上天都會有安排。」好比，那位他曾動念想殺的調查局組長，「有記者朋友幫我查了，他後來升官，但最後一家四口飛機失事，全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