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談不到3分鐘，65歲的Ken就含淚控訴：「從一開始，這個病就被貼標籤，打入受歧視的環境，而且歧視的第一槍就是張博雅，當時的衛生署長。」他激動的語調和四周冰冷的桌椅形成對比。
【愛滋感染者的困境1】 「居然不能告知親友我生什麼病！」 他做胃鏡看牙照超音波都受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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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台灣通過同婚法案，迎向「同婚元年」，但同時，護家盟主導的「彩虹媽媽」也走進校園，散播反同思想與愛滋病的恐懼。
1981年發現愛滋病以來，由於死亡率高和透過性行為感染，成為道德恐嚇的工具，其實醫學躍進，愛滋早已不是絕症。然30多年來滿天謠言從未止息，歧視如病毒蔓延，成了防治愛滋最大的阻力，不僅把感染者打入暗處，也讓整個社會陷入黑暗恐懼。
我們採訪3位愛滋感染者：對女兒保守祕密的Ken，受盡人生折騰的Tina，和因感染被退學的阿立，讓他們痛苦不堪的，從來不是疾病折磨，而是歧視的目光與道德摧毀。
疾病妖魔化 人見人怕
1986年台灣出現首例愛滋病，當時社會的氛圍既驚恐又懵懂；1991年，時任衛生署長的張博雅印製愛滋病文宣，上頭卻寫：「一旦得（愛滋）病，除了不幸被迫感染者外，如為自作孽者，將會是失去尊嚴，活得痛苦，死得難堪又難看。」訴諸道德的恐嚇文字，將愛滋病妖魔化，不但讓感染者不敢主動篩檢，面對真相，更一竿子把所有感染者打入地獄，暗不見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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